是仓促命令撤退吗【原创】

是仓促命令撤退吗【原创】

--读《THE LONG MARCH》札记（6）

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摘自《百度百科》第五次反“围剿”），依据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读了若干相关史料后，结论完全相反。

萨利斯巴瑞提到一个人—史蒂夫.纳尔逊（Steve Nelson，1903–1993），他原名Stjepan Mesaros，生于克罗地亚，1923年加入美国共产党，成为美共创始人之一，并改名。1933年，纳尔逊当了回信使，送一笔经费和王明的指示到上海。那时候，持美国护照干这种事最安全。纳尔逊回忆，撤离根据地的问题在1933年就开始讨论了，王明指示国内的领导人自己看着办。此前，蒋介石对苏区进行了第四次围剿。1932年8月下旬，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已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西征5千里去了川北；同年9月，贺龙的红三军被迫撤离湘鄂西苏区，南征7千里去了黔东。在那种局势下，江西苏区的头头们很自然会讨论是否撤离，“看着办”的结果是“御敌于国门之外”。

第五次反围剿初，红一方面军有10万人，死打硬拼下来，损兵折将6万，江西苏区地盘也缩小了6成。仅广昌一役（1934年4月11日至28日）就有4千人阵亡，2万人受伤。广昌失守，“通道打开了，对蒋介石来说，占领50英里外的端金只是迟早而已。”（萨利斯巴瑞语）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而言，只有一条生路—突围转移。

蒋介石并没有抓住战机乘胜直取瑞金，而是听从希特勒派来的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碉堡战略，让“国民党军队极其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一路上修碉堡、筑工事(上一年共修了三千个碉堡)，控制了所有的通道。这些碉堡在共产党人周围逐步形成一个坚固的包围圈。”（萨利斯巴瑞语）企图最终将中共置于死地。冯.塞克特也像李德一样不了解中国，割据的军阀并不听老蒋调动，贻误的战机确失不再来。

危局下，红一方面军有了喘息机会。从1934年春，江西苏区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征兵、征粮、征草鞋。萨利斯巴瑞首次透露，到1934年10月8日，红一方面军花名册上的兵力有86,859人，对外仍号称10万。当时苏区只剩6个县，半年征兵4万，不乏强征现象。

有些准备在悄悄进行。1934年春，毛泽东派他的警卫员吴吉清去帮助毛泽民，把以前藏在山洞里的大批银元取出来。造币厂铸出了更多的银元，还有金纽扣、金鞋拔子，都准备发给士兵在路上当钱用；军工厂派人到旧战场捡回弹壳加紧制造子弹，铅不够就用木头做弹头；被服厂加紧赶制棉服；X光机、发电机、印刷机等舍不得扔掉的笨重器械在加紧打包；带不走的东西被秘密掩埋，甚至炸毁。

1934年7月，粟裕率红七军团先行撤离瑞金，向东突围加入方志敏的红十军团。8月，肖克率红六军团向西南突围去会合贺龙的红三军。萨利斯巴瑞不明白这是什么目的，他也没从被采访人那里得到答案。我看这是探路，因为后来一方面军和中央纵队撤离初期就是走了肖克那条路。

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在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密布，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为最终撤离做舆论准备。

最大量、最艰难的准备工作是处理人。数万伤病员，只能就地遣散，直到主力撤离，仍有1万多伤病员甩给了奉命留守的项英和陈毅。陈毅自己就是个伤员，长征前1个多月在前线负伤一直未愈。

毛泽东那时候病得也不轻，患疟疾，俗称“打摆子”。他后来引用过一首打油诗讽刺张闻天，“冷来时冷得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在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破，颤时节颤得牙关挫......”那应该是毛本人患病时的感同身受，但毛不再留守之列。并非当时强势的“亲苏派”不想赶走他，而是共产国际的头头季米特洛夫（1882-1949）认为把毛留在中共高层有利。有这个护身符，毛保留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虚位，1934年1月还恢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苏派”只能把毛挤到离瑞金120多里的于都去搞调查，把他排除在决策圈外。

真正倒霉的是“亲毛派”。邓小平那时候就被撤职，以普通一兵身份开始长征，比其他人还得算万幸。“毛的许多亲近的人都在留守名单中。毛的弟弟毛泽覃及其妻子贺怡（贺子珍的妹妹）；毛的朋友、湖南同乡、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曾任共产党总书记、已被罢免的瞿秋白（患肺结核）；陈毅司令员；共产党早期党员、毛的支持者贺昌；毛的另一个拥护者、宁都起义部队后来的领导人之一刘伯坚等等，许多人。”（萨利斯巴瑞记述）这几位里活到1949年中共掌权后的只有陈毅和贺怡，其余都在留守1年内牺牲。

比起雇用数千挑夫搬运那些笨重的机械和那些有用无用的文档，带走这几位真那么难？借机排除异己是也。更残酷的是借肃反直接肉体消灭，1934年江西苏区究竟又杀了多少人至今并不清楚，萨利斯巴瑞的文中也丝毫没有提及。我猜是那些受访者有意回避，因为那直接责任者里有周，毛也脱不了干系。这是另一个题目，不在此赘述。总之，经过半年的准备，撤离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1934年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22周年国庆日。阳光明媚，正午刚过，有一百多人聚集在梅坑村外。他们都不是开庆祝会的群众，而“都是被派往休养队的老、弱、伤、病和妇女。每人一袋干粮，十斤米，但愿够吃十天的。另外，每人还有一条毯子，一包换洗衣服，一把梳子，一把刷子，一个笔记本，可能还有一个手电筒，一些备用电池、肥皂、一两本书及其它一些必需品。每人腰带上都挂着一个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牙刷和毛巾。”（萨利斯巴瑞记述）这群人中徐特立，时年57；谢觉哉，50；董必武，48。按现在的标准他们还不够老，此一时彼一时。著名的妇女有蔡畅，38；贺子珍，25，当时正怀孕。为这些人都配备了马匹。他们当夜出发，目的地是于都，要走两天。

“中央机关10月12日到达于都，又乘夜色朦胧穿过了于都。几千名挑夫（一天付一块银元），挑着苏区的大量财物――印刷机、纸币镌版、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X光机、满载重要（及不重要）文件资料的箱子，红军储备的银元、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线等等。”（萨利斯巴瑞记述）

10月15日，毛泽东还在于都给留守的所有党政干部们开会，告诉他们，红军正在撤出，今后应如何工作。我没见过有关那次会议的回忆，与会者情绪肯定不会好。

“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和大约二十名随从，包括警卫员、他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在于都北门旁一所房子的石板地小院子里集合。他们走出院子，和中央纵队的其它单位会合了。毛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留下了他那有九个口袋的旅行包。”（萨利斯巴瑞记述）

长征的初期虽然是夜行晓宿，但颇具诗意。10月的秋风，皎洁的月光，行进间的各连队之间甚至相互拉歌，完全不像是突围。广大指战员并不知道，那是周恩来、朱德等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说服广东军阀陈济棠，他不但让出一条40华里的通道，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利用地方军阀与老蒋的矛盾，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碉堡战略”遇上“中国特色”也只能无可奈何。

事情要是一直那么顺，以后就没老毛什么事儿了。兵贵神速可以说是常识，“三人团”却栽在这上面。那是后一段历史，不再本文讨论之列。

我想，对于看到这里仍然坚持“仓促说”者，我也只能无可奈何了。

第五次反围剿与王明【原创】

第五次反围剿与王明【原创】

--读《THE LONG MARCH》札记（5）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

--摘自《百度百科》第五次反“围剿”

我50年前好歹念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共中央于1945年4月20日作出的，那时候已经痛痛快快承认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至今还有人羞于言败，真让我感叹。

第五次反围剿发生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军事惨败迫使红军撤出苏区开始长征。王明（1904—1974）没在现场，他当时根本就不在中国，他在莫斯科啃着“褐列巴”（俄语“面包”译音），喝着“恰伊”（俄语“茶”译音），靠隔空13,760里的电报与苏区联系。由于当时苏区电台的功率不够大，来往电报还都要经上海中转。王明从没到过那个被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地方，也没去过任何其它苏区。而且，早在1931年10月他就去苏联了。行前王明做过3个月中共中央临时召集人，临走时他把这差事交给了师弟—博古（1907—1946）。从王明1929年4月由莫斯科来上海到那次返回苏联，他在中国只待了880来天。再早，王明于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读马列，同年加入中共。其间，他只在1927年3—5月，做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巴威尔·亚历山大洛维奇·米夫，1901—1939）的翻译来了趟中国。

1931年10月王明返回苏联时，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头衔，刚到莫斯科3天，就被米夫举荐，担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要职。那阵儿中共就像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早请示、晚汇报要由王明转呈；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最高指示通过王明下达；共产国际（实为苏共）支援中共的钱、物都由王明经手。王明有句名言：“对共产国际的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所谓王明路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这说法到1945年还是太敏感，于是在前述那份决议里被屏蔽了。

王明1925年去莫斯科的时候21岁，在中山大学读了一肚子马列，说得一口流利俄语，对本国情况缺乏研究，照本宣科，生搬教条不足为奇。当时中共高级领导人物中张国焘、瞿秋白、李立三都有留苏背景。而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陈昌浩、凯丰、夏曦等在莫斯科是都属于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小圈子，尽管那只是个松散的小宗派，还是对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至于“左”，在主张暴力革命推动社会变革的人群中根深蒂固，老毛把它演绎到了极致，今天仍有少壮人士继承，并非王明所独有。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直接责任人是博古、周恩来、李德（奥托.布劳恩，1900—1974），当时被称为“三人团”， 萨利斯巴瑞按西方习惯称之为“三驾马车”。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面对一嫩、一软俩搭档，他成了军事指挥“一把手”。战略上“碉堡对碉堡”，战术上“短促突击”，都出自李德。博古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只不过是首创个新短语，他不懂军事，对李德言听计从。周恩来带领南昌起义军队在广东溃败后受到处分，早没了对张国焘拍桌子的锐气。“三人团”商量事情极其诡秘，没有文字记录，外人只有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在场。哪些责任要周恩来负，至今并不清楚，但按三人分工，他是军事最高负责人。

第五次反围剿那阵子毛泽东说话不管用，“他两次提出建议，都遭到李德和博古的拒绝。他每次都建议红军放弃阵地防御，迂回穿插到国民党封锁线之后，越过碉堡群，袭击敌人后方。有一次他主张向东挺进浙赣，进而直取南京；后来又建议打进湖南。”（萨利斯巴瑞记述）“放弃阵地防御”是审时度势，“直取南京”可实属冒险盲动，毛的建议也并非一贯正确，他那时候还没形成人民战争思想。

说句题外话：大千世界并非黑白分明，黑白间是灰，还可以分深灰、浅灰。更有红橙黄绿青蓝紫组成彩色斑斓的图像。红外波段、紫外波段人眼看不到，有些动物却能察觉。这么看历史人物，反而比什么两条路线、阶级分析、种种主义的说法更真。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件事上，王明、博古、周恩来、李德各有各的账。修史以“利益”为纲，只会网到“不实”。 免提李德，避说恩来，都不是正路。直面历史不光要有一个智慧的脑，更要有一颗诚实的心。

井冈山这事儿【原创】

井冈山这事儿【原创】

--读《THE LONG MARCH》札记（4）

雄伟的井冈山

八一军旗红

开天辟地第一回

人民有了子弟兵

……

这是首上世纪60年代的歌曲，歌名叫《人民军队忠于党》，至少到上世纪末大陆当兵的都会唱。我没当过兵，可也会唱。那会儿没多想，只当是一首铿锵有力、琅琅上口的进行曲，唱起来还挺带劲儿。现在看这歌词有点问题，显然不符合历史。

被毛泽东带上井冈山的那几百人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5,000余人）的残部，是秋收起义以后的事儿。而秋收起义前1个多月，南昌起义已经有20,000多军队归在中共旗下。1967年7月22日，毛泽东对改“八一”为“九九”表示反感后，让杨成武做了如下记录：“8月1日南昌暴动打国民党是第一枪。秋收起义是9月9日，哪个前哪个后还用考证？八一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意义重大；秋收起义是局部，是地区性的。”在这件事儿上，老毛没糊弄历史。

南昌起义也罢，秋收起义也罢，上井冈山也罢，那都是1927年的事儿。八一军旗的定制在1949年，中间差了22年。

可以说直到上世纪50年代前，井冈山在中国都属不上号，它借着对毛泽东的不断神话而名气大增。其实，老毛当年上井冈山并非料事如神，独具慧眼。井冈山在江西，距离秋收起义地有600多里之遥。在败退的路上，宋任穷给毛泽东送来一封信，写信者是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信中建议毛泽东去属于井冈山地区的宁冈，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后来王泽楷在1929年被当作托派开除党籍，1958年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5年徒刑，当年底就死在劳改农场。他的这封关键的密信就多年没人再敢提了。

有个在文革中就盛传的黄洋界保卫战故事：话说1928年8月30日清晨，湘赣两省敌军4个团从北面扑向井冈山。驻守黄洋界的红军只有一门刚修复的迫击炮和三发炮弹，两发炮弹因受潮成了“臭弹”，仅第三发命中敌指挥所。敌军当夜撤走，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结束。毛泽东得知此消息后十分兴奋，挥笔写下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这样的诗句。

按现在披露的史实，当时湘赣剿匪总指挥朱德培是朱德的师弟，副总指挥金汉鼎与朱德的关系说文了叫“义结金兰”，说土了就是拜把子兄弟、铁哥们儿。他们根本就是做做样子而已。一炮吓退四个团这事儿朱德心知肚明，老毛都未必清楚。老蒋让朱德培、金汉鼎打朱德真是瞎了眼，这两位后来遭老蒋贬谪也就不足为奇了。

朱培德1937年因病逝世，年仅48岁。朱德闻讯甚感悲痛与惋惜。中共掌权后，朱德不忘旧情，邀金汉鼎进京。不久，金汉鼎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北京市政协委员，平静地度过了后半生，1967年逝世。扯远了，还是说井冈山。

井冈山毕竟地贫人稀，作为暂时避难地还行。当朱毛红军发展到近5,000人的时候，井冈山就已经无法容纳。按萨利斯巴瑞记述，“1929年1月14日，朱毛军队开始向山下转移，留下彭德怀和膝代远领导的第五军，任务是尽可能坚持保卫根据地，然后同大部队会合。这个阶段很快就结束了。在敌人强攻之下，第五军溃散，幼年的苏维埃被压垮了。”

老毛在井冈山只待了1年半。彭、滕没守住井冈山，还冤杀了袁文才和王佐（现今的史实透露，主要责任在当时的湘赣特委），袁、王的旧部随即反叛归在王佐的弟弟王云隆旗下，井冈山又成了土匪窝。“从那以后20年之久，直至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没有任何一个红军战士能够进入这个革命圣地。”（萨利斯巴瑞语）

王云隆死后，其长子王子华继任。中共掌权后王子华被判刑，而不像萨利斯巴瑞所说被处死。在老毛干预下，袁文才、王佐都作为烈士处理，他们的后人都得到了烈属照顾。

朱毛离开井冈山，东去560里之遥的瑞金地区开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另一段故事了。

井冈山这事儿我说清楚吗？但愿你能明白。老哥我很明白，这篇短文跟开头那首歌比，简直微不足道。会唱那首歌的人没有1亿也得有数千万，唱多了，就把会把歌词当成了历史。

八一 VS 九九【原创】

八一 VS 九九【原创】

--读《THE LONG MARCH》札记（3）

1927年8月1日，中共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简称“八一起义”）。后来（1933年6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宣布这一天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如今习惯上称为“八一建军节”；1927年9月9日，中共湖南省委在湘南地区发动秋收起义（简称“九九起义”），“九九”就成了秋收起义日。

八一起义被国民党称作“南昌兵变”，说得准确。因为起义军包括：贺龙（军长）的第二十军、叶挺（副军长）的第十一军（部分）和朱德（副军长、南昌市公安局长）的第三军（部分），共计2,0000余人，全是国民革命军现役军人；九九起义被有些文章称为“湖南农民秋收起义”，实属误解。起义军由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以及萍乡、浏阳等地的农民武装组成，共计5,000余人。农民武装既不是主力，也不是多数。

八一起义最先由李立三提出，周恩来同意并立即着手组织。周让张国涛去武汉向瞿秋白主持的临时中央报告：要求动员各地工农力量响应南昌起义；希望得到俄共的武器与财力支援；邀请俄顾问参与其事；计划把起义部队带到粤北潮汕地区建立根据地。

1927年7月26日，临时中央在汉口开常委会，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告诉张国涛:由布哈林署名,经斯大林批准,“禁止俄顾问参加南昌暴动,目前也没有经费供南昌起义使用”。“如果起义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瞿秋白等在场的中央常委只好同意阻止南昌起义，并让张国涛尽快去南昌把这一意见传达给周恩来等人。周恩来在起义中的秘密身份是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张国焘7月30日才到达南昌，在前敌委员会上向周恩来等人传达了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意见。与会者一下子炸了锅，周恩来干革命后第一次拍了桌子，谭平山甚至激动地要把张国焘拉出去毙了。31日上午继续激烈争论，最后张国焘同意服从多数。原定的起义时间就是当天，不得已推迟到8月1日。

九九起义是中央认可的，毛泽东、彭公达都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会议），会后毛泽东以中共临时中央特派员身份与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一起去长沙，协同筹划武装起义。

八一起义当天，谭平山（中共党员，起义的“一把手”）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在南昌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非现今“民革”的前身），25位委员大多数秘密身份都是中共党员，属于国民党的宋庆龄、何香凝等7人都不在南昌，也未参与其事。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番号；九九起义打中共旗号，起义军不沿用国民革命军番号，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八一起义军经4小时激战，占领南昌城，并于8月3日按计划主动撤出，取得了战术性军事胜利，中共临时中央不得不认可；九九起义军事失败，不得已取消长沙暴动计划，受到中共临时中央的谴责。

八一起义部队到广东三河坝后一分为二。朱德带领二十五师留守。谭平山、贺龙、周恩来、叶挺、刘伯承等带领主力向潮汕地区进发。主力部队在那里遭到致命打击，溃败后谭、贺、周、叶、刘等离开军队，分别逃往香港、上海。主力余部由董朗、颜昌颐率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与彭湃的农军会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朱德率二十五师一路苦战，到1928年4月，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时只剩800多人。

八一起义的失败使谭平山被开除中共党籍，李立三、周恩来等都受到党纪处分。张国焘因没能制止起义反而参与其事也受到处分；九九起义失败后，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都受到撤职处分。但届时毛泽东已带领起义军余部（估计500多人）上了井冈山。

八一起义的“一把手”谭平山（1886—1956），被开除中共党籍时人在香港。抗战期间谭平山返回国民党，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日本投降后，谭平山反对内战，于1948年在香港重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现今简称“民革”；九九起义的“一把手”彭公达（1903—1928），被贬为湘南特委书记。1928年8月27日，在长沙小吴门外校场坪被国民党杀害。1952年被追认为烈士。

1954年，当年作为起义指挥部的江西大旅社被开辟为“八一起义纪念馆”；九九起义至今没有统一的纪念馆，文革后铜鼓、修水、文家市各自建立了秋收起义纪念馆。

1967年（文革第二年）初，有一股左风甚劲，要改“八一”为“九九”，不但封了南昌的八一起义纪念馆，还扬言要砸烂北京军博顶上巨大的八一军徽。疯狂的言行最终为老毛否定才嘎然而止。

1984年，萨利斯巴瑞参观过八一起义纪念馆，他兴致勃勃地记述：“1927年7月的最后一周悄悄地住进了南昌的江西大旅社二十五号房间。没人知道周恩来登记时用的化名是什么。”不过按中共官方记述，周恩来当时是住到朱德家。也许二十五号房事先包下，起义后周恩来才搬进去。这个细节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无关紧要。

由于九九起义的资料比较少，萨利斯巴瑞的记述就远没有那么详细了。

领导秋收起义的“一把手”【原创】

领导秋收起义的“一把手”【原创】

--读《THE LONG MARCH》札记（2）

打我小时候第一次知道秋收起义，那个“一把手”就是毛泽东。不过你要跟我较真儿，问我哪本书、哪章、哪页、那行写着“毛泽东是领导秋收起义的一把手”？我还真找不出来。可那时候的书都说：毛泽东领导（或组织、发动）了秋收起义，没说有别人啊？他不就是“一把手”吗？如果有人说我曲解，我不再做任何解释。我是数十年后才知道，领导秋收起义的“一把手”叫彭公达（1903—1928）。

由于多年资料缺失，上图大概是彭公达最清晰的一张照片。1927年8月间，彭公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毛泽东的身份是中共临时中央特派员。

为秋收起义，彭公达决定成立两个省委下属的委员会。前敌委员会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是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机关，任命毛泽东为书记（大概可以算领导秋收起义的“二把手”）；行动委员会由起义地区党委负责人组成，负责地方工作，任命易礼容为书记（就算“三把手”吧）。

现在看，这两个委员会实属因人设事。因为参加起义的武装人员，拢共5000余人，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辖三个团。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起义组建一团；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编为二团；从一团抽出一个营加上浏阳的工农武装编为三团。军事总指挥是卢德铭，起义前他是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这个团当然是一师的主力。又任命余洒度为师长，起义前他是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师长，但他并没有带领这个师参加起义，而是光杆儿一人来当起义军的师长。毛、卢、余谁说了算？再加上彭、易，就像5个手指头收不拢，什么也抓不住。

9月5日，彭公达召集省委会，拍板9月15日在长沙市暴动。9月8日，彭公达与易礼容联合署名发出“夺回长沙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命令”。起义的行动令人费解。9月9日，二团开始扒铁轨，还没暴动就先惊动了敌人。以后这一天就算是秋收起义日。武装暴动安排在9月11日，已经失去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机会。还兵分两路分别攻打平江和浏阳，不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两地的军事行动毫无悬念地均告失败，而且损失惨重。

按原计划，打下平、浏后，9月15日围攻长沙，同时长沙城内起义响应。彭公达一看形势不妙，决定停止15日的长沙暴动。彭的决定得到毛的支持，但余洒度反对。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不但坚持要起义军攻打长沙，还向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告了彭、毛、易一状。

军情急不等人，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名义通知分散溃退的起义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到9月19日，只集结了1500余人。当晚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根据不利形势，决定避实就虚，到农村中去搞武装斗争，扩革命力量。同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决议，谴责彭、毛、易“临阵逃脱”，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可决议送达湖南的时候，起义军早已退入江西了。

秋收起义的失败使彭公达被取消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撤销省委书记，降任湘南特委书记；易礼容被贬为中共安源特委书记，后来脱党。

我仅知毛泽东也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不清楚降职另任为何。但那对毛来说，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他带领起义军残部于9月20日离开文家市，向江西方向撤退。9月23日，起义军在江西萍乡芦溪县遭伏击，损失数百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9月25日，起义军冒雨攻克莲花县城。9月29日，起义军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官多兵少，士气低落。当晚，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

毛泽东宣布：留去自由，去者发给路费，以后想回来还欢迎。留下的人（数目不详，估计500余人）由师缩编为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陈浩任团长，下辖两个营，共有700多支枪。10月3日，一团离开三湾村，向井冈山进军。10月27日，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算是井冈山斗争的开始日。

被剥夺指挥权的余洒度上过井冈山，但最终叛变投蒋，曾官至少将，后因贩毒被老蒋下令枪毙。

“一把手”彭公达最守规矩，秋收起义失败后就去了湘南地区赴任。1928年7月中旬，彭在安源被捕。8月27日，在长沙小吴门外校场坪被杀害。

萨利斯巴瑞写秋收起义这段，也是说“毛泽东于1927年9月9日发动秋收起义”，没有提及彭公达，应属于不知者写错，与明知者错写不能相提并论。

重走长征路 重写长征史【原创】

重走长征路 重写长征史【原创】

--读《THE LONG MARCH》札记（1）

我亿口气才读完了这本英文原著，书名《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直译《长征—没有披露过的故事》，作者萨利斯巴瑞（Harrison Evans Salisbury，1908-1993）就是照片中这个糟老头子。气宇轩昂的这位军人叫秦兴汉，时任军博副馆长。

长征史本应由中国人写。当年长征刚结束，毛泽东就让徐梦秋写长征史。徐是历史学家，又是长征亲历者。他立即动手收集资料，其中有一些当事人的日记和回忆，刚到陕北的丁玲也参与其事，不久出版了一本《长征日记》。但后来，徐梦秋投奔了国民党。丁玲在延安时期就受过批判，1955年又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遭受迫害长达24年。《长征日记》自然也就成了禁书。

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成了后来写那段历史的金科玉律。《红旗飘飘》征文也是这个路数，像朱德夫人康克清，认为长征“就象每天出去散步一样”的回忆绝对不会被收录。

文革中后期，一切以毛泽东划界，长征只有遵义会议后在毛的指挥下才是“两宣一机”，之前是仓卒逃跑。这类左论竟与蒋介石不谋而合，因为当时老蒋就说红军在“溃逃”。

那种形势下，就连毛选里的一些文章都会按需要修改。身不由己的中国史学家们写不出长征信史，也就不足为奇了。历史重任就这样怪诞地落在了美国人萨利斯巴瑞身上。

萨利斯巴瑞的长征情节始于1938年，当时斯诺（Edgar P. Snow，1905-1972）的《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出版，萨利斯巴瑞第一次在书中读到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故事，感觉超过他的想象力1000倍。1944年，他作为纽约时报记者被派往莫斯科，在那里遇见斯诺，他们都是来报道苏联战场新闻的。工作之余，斯诺自然常跟萨利斯巴瑞聊起他在中国的见闻，特别谈到他想写一本书，从头到尾介绍长征。萨利斯巴瑞深受斯诺的感染和影响，对长征兴趣倍增。此后，他一直注意收集和阅读有关长征的书籍。

斯诺未及如愿便与世长辞了，萨利斯巴瑞就想亲自来成就此事。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破了中美两国20多年相互敌对的局面。萨利斯巴瑞作为美国作家协会主席，当年12月就率领美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那时中美还没有建交，萨利斯巴瑞又是第一次到中国，但在周恩来接见的时候，他还是迫不及待地提出重走长征路以及采访亲历者的要求。周恩来婉言谢绝了，在文革的氛围中，这结果也不意外，萨利斯巴瑞只能感到遗憾。

1973年，萨利斯巴瑞退休，但对重走长征路还是不死心，尽管多次申请未果。1983年8月，好消息终于从北京传来，杨尚昆（时任人大副委员长）赞同此事，萨利斯巴瑞获准可以走长征全程的每一华里，可以采访长征的亲历者，可以查阅有关长征的资料、档案。以往中国的历史学家们都没这个条件。

但此时萨利斯巴瑞的身体已大不如11年前，他在靠心脏起搏器维持生命，不能拔腿就走。经过半年多的准备，1984年3月，76岁的萨利斯巴瑞携夫人到北京，先用1个月采访在京的长征老干部。又用两个半月重走长征的主要路段，泸定桥、夹金山、草地、腊子口都在他必访之列，中方派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译员张援远全程陪同。1984年底，萨利斯巴瑞又来了趟北京，向中国历史学家、档案人员问了他能想到的所有问题，打破沙锅问到底后才返回美国。1985年10月，萨利斯巴瑞的这本书问世，他在扉页特别提到此书献给的4人中，除了他的夫人和他的朋友—中国通谢伟思（John S.Service，1909—1999）外，另两位就是秦兴汉和张援远。

萨利斯巴瑞写这本书的时候，长征已过去50年，他对众多长征老干部的采访如今成了绝版。他并非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可在本书中他引用文献之广，专家也未必能比。他引用斯诺、海伦.斯诺、史沫特莱、韩素音、李德、王明、张国焘这些名人的著作，还有名不见经传的瑞士传教士鲁道夫.博萨哈特的回忆，这个传教士曾作为人质随贺龙的部队长征560天。

萨利斯巴瑞的这本书并不局限于长征，他还涉及了长征前的许多事件，长征时被留在根据地的人物，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文革，直到改革开放的“新长征”。我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书中的一些错误，但作为整体而言，这本重走长征路，重写长征史的著作，能够作为信史资料而长存。

罢工结束【原创】

罢工结束【原创】

西雅图地区的垃圾工人罢工今日（8月3日）结束。此前两天，声援蓝桶的灰、绿两桶工人已经复工。昨天，有123人参加的蓝桶工人投票，以109赞成对14反对，通过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复工的决议。今天上午8时，所有三桶工人都已返回工作岗位，罢工和平结束，垃圾清理工作又恢复了常态，老百姓又可以享受一个清洁有序的环境了。

工人赢了吗？工资分文没动，没达到目的；工人输了吗？老板给工人了一份雇佣合同，为期6年，期间参与罢工者不用担心被裁。劳资双方在这个折中点上达成一致。那14名仍然怨气哼哼者，也只能少数服从多数。《西雅图时报》评论这个结果为“双赢”，我看赢者只有一位，那就是“民主制度”。

今天适逢西亚节飞机特技表演，西雅图的天空还有阴霾，但那比翼双飞的蓝天使，正是社会和谐、共生、向上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