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长征路 重写长征史【原创】
--读《THE LONG MARCH》札记（1）
我亿口气才读完了这本英文原著，书名《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直译《长征—没有披露过的故事》，作者萨利斯巴瑞（Harrison Evans Salisbury，1908-1993）就是照片中这个糟老头子。气宇轩昂的这位军人叫秦兴汉，时任军博副馆长。
长征史本应由中国人写。当年长征刚结束，毛泽东就让徐梦秋写长征史。徐是历史学家，又是长征亲历者。他立即动手收集资料，其中有一些当事人的日记和回忆，刚到陕北的丁玲也参与其事，不久出版了一本《长征日记》。但后来，徐梦秋投奔了国民党。丁玲在延安时期就受过批判，1955年又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遭受迫害长达24年。《长征日记》自然也就成了禁书。
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成了后来写那段历史的金科玉律。《红旗飘飘》征文也是这个路数，像朱德夫人康克清，认为长征“就象每天出去散步一样”的回忆绝对不会被收录。
文革中后期，一切以毛泽东划界，长征只有遵义会议后在毛的指挥下才是“两宣一机”，之前是仓卒逃跑。这类左论竟与蒋介石不谋而合，因为当时老蒋就说红军在“溃逃”。
那种形势下，就连毛选里的一些文章都会按需要修改。身不由己的中国史学家们写不出长征信史，也就不足为奇了。历史重任就这样怪诞地落在了美国人萨利斯巴瑞身上。
萨利斯巴瑞的长征情节始于1938年，当时斯诺（Edgar P. Snow，1905-1972）的《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出版，萨利斯巴瑞第一次在书中读到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故事，感觉超过他的想象力1000倍。1944年，他作为纽约时报记者被派往莫斯科，在那里遇见斯诺，他们都是来报道苏联战场新闻的。工作之余，斯诺自然常跟萨利斯巴瑞聊起他在中国的见闻，特别谈到他想写一本书，从头到尾介绍长征。萨利斯巴瑞深受斯诺的感染和影响，对长征兴趣倍增。此后，他一直注意收集和阅读有关长征的书籍。
斯诺未及如愿便与世长辞了，萨利斯巴瑞就想亲自来成就此事。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破了中美两国20多年相互敌对的局面。萨利斯巴瑞作为美国作家协会主席，当年12月就率领美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那时中美还没有建交，萨利斯巴瑞又是第一次到中国，但在周恩来接见的时候，他还是迫不及待地提出重走长征路以及采访亲历者的要求。周恩来婉言谢绝了，在文革的氛围中，这结果也不意外，萨利斯巴瑞只能感到遗憾。
1973年，萨利斯巴瑞退休，但对重走长征路还是不死心，尽管多次申请未果。1983年8月，好消息终于从北京传来，杨尚昆（时任人大副委员长）赞同此事，萨利斯巴瑞获准可以走长征全程的每一华里，可以采访长征的亲历者，可以查阅有关长征的资料、档案。以往中国的历史学家们都没这个条件。
但此时萨利斯巴瑞的身体已大不如11年前，他在靠心脏起搏器维持生命，不能拔腿就走。经过半年多的准备，1984年3月，76岁的萨利斯巴瑞携夫人到北京，先用1个月采访在京的长征老干部。又用两个半月重走长征的主要路段，泸定桥、夹金山、草地、腊子口都在他必访之列，中方派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译员张援远全程陪同。1984年底，萨利斯巴瑞又来了趟北京，向中国历史学家、档案人员问了他能想到的所有问题，打破沙锅问到底后才返回美国。1985年10月，萨利斯巴瑞的这本书问世，他在扉页特别提到此书献给的4人中，除了他的夫人和他的朋友—中国通谢伟思（John
S.Service，1909—1999）外，另两位就是秦兴汉和张援远。
萨利斯巴瑞写这本书的时候，长征已过去50年，他对众多长征老干部的采访如今成了绝版。他并非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可在本书中他引用文献之广，专家也未必能比。他引用斯诺、海伦.斯诺、史沫特莱、韩素音、李德、王明、张国焘这些名人的著作，还有名不见经传的瑞士传教士鲁道夫.博萨哈特的回忆，这个传教士曾作为人质随贺龙的部队长征560天。
萨利斯巴瑞的这本书并不局限于长征，他还涉及了长征前的许多事件，长征时被留在根据地的人物，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文革，直到改革开放的“新长征”。我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书中的一些错误，但作为整体而言，这本重走长征路，重写长征史的著作，能够作为信史资料而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