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的势头强劲起来，清朝廷也愿意出钱翻译西方科学书籍了。古老的汉字遇到西方科学名词的时候显得底气不足，《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愣不够用，逼得中国科学家们造出百多个新字来，而领潮流的就是照片中这两位。
大胡子洋人名叫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那是他英文姓的谐音，翻译过来是“卖炸货的”（有些郑重其事的学术论文叫他“傅雅兰”，大概是没核对他的英文姓，按中国习惯说走咀了）。他原来是个英国传教士，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被招收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当翻译，官至三品；瓜皮帽老头名叫徐寿（1818—1884），靠自学不但成为科学家，还懂点英文。他那时候是傅兰雅的领导，是翻译馆的头儿。我没找到他穿官服的照片，在洋大人旁边，有点委屈他了。可也应了一句话：人不可貌相。
其实，在翻译洋书的时候，他们俩是搭档，谁也离不开谁。那时候中国人连阿拉伯数字还没学会呢，更甭说有什么《英汉字典》了。所以总是傅兰雅念原文，口头翻译并解释给徐寿听；徐寿根据自己的理解，再用适当的汉字表述成文。他们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那些化学元素，其中只有金、银、铜、铁、锡、铅、汞、硫是现成的汉字（燐、炭在那时候也算现成，但后来被新造字“磷、碳”代替），剩下那一大堆怎么办？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谐音汉字音译。可惜那些洋文都是多音节，音译成汉字难读难记，“卜对斯恩”、“夕里尼恩”是什么？没找到注解我也不知道是那两个元素。1号元素H([拉丁]Hydrogenium [英]Hydrogen)英文音节少一点，谐音“海蜇津”，听着还将就，一看字，海蜇的哈喇子，忒恶心。用拉丁文呢？“海蜇津你要吗”，不要！这是开玩笑，先人没我那么笨，他们根据H的物理特性翻译成“轻气”，一、两百年前还可以抵挡一阵。后来的化学家知道，“轻气”是分子态H2，不能代替元素H，最终还是改成了“氢”。
徐寿和傅兰雅觉得音译元素名称不对路，不符合中国人“金、银、铜、铁”一字一元素的习惯。当时51号元素Sb([拉丁]Stibium [英] antimony) 是按英文名称音译：安的摩尼。他们根据拉丁字第二音节谐音“弟”，加“金”字旁，造了个新字“锑”； 78号元素Pt(Platinum)，当时已有译名“白金”，他们合并两字造一新字“铂”。利用同一原理，他们还造了：钠、铝、镁、钾、钙、钒、铬、锰、镍、锌、钡、铱、钨、铀、硒、碘，这些字此刻还都在汉字元素周期表里。金属元素用“金”字旁，非金属用“石”字旁，右边加洋文的单音节谐音字，徐寿和傅兰雅采用的这种造字方法，后来被中国化学界接受，一直沿用至今。
使用单个汉字命名元素名称始于徐寿和傅兰雅译著的《化学初阶》（1871）和《化学鉴原》（1871），他们在《化学鉴原》中首先提出了元素名称的译名原则。一直到1932年民国政府公布第一部《化学命名原则》，才把这个译名原则确立下来。自此，那些对元素名称音译、会意的翻译都被淘汰出局。
从徐寿和傅兰雅往后，中国科学家造字成瘾，尤以化学家为烈，竟创出一条脱离汉字“六书”造字规范的新路。
举个例子，氢硫基是氢和硫的原子团。化学家取“氢”的下面+“硫”的右面，读音取“氢”的声母+“硫”的韵母，就和“球”同音了。但它与球的歧义无关，它是化学家造的新字“巯”。
汉字的造字法，从汉朝以来，沿用“六书”（象形、形声、会意、指事、转注、假借）为规范。“巯”的造字法不属于“六书”中任何一种，还没见有人给这种方法命名，我先给它安上个名—“拆拼”，让那“六书”升级为“七书”。相同方法造的字还有“羟”“羰”等，如果你已经忘记这俩字，不妨沿着“巯”字的路数，猜猜它们是怎么来的，应该怎么念。
科学家造字曾引起文学家的不满，鲁迅当年就写杂文冷嘲热讽过。但那也是一种潮流，无人能阻挡。
化学家造字的好处是我们华人背元素名称比洋人容易。但这种在名词上完全汉字化的封闭体系，在对外交流的时候就比较困难。像“嘌呤”“嘧啶”之类极少数人用的词，还有必要特地造字吗？也许直接采用洋文更好。
张雍 成稿于 2010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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