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单字“雍”，是老爹起的。我出生那年正赶上日本投降，二战结束。老爹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盼和平，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雍者和也。
美国人念我的姓名费劲不说，还念不准，不是“洋枪”就是“洋姜”。一开始我还爱纠正他们，可收效甚微。得，咱就入乡随俗，叫声“羊”我就答应。
其实我这姓名就是在中国，念错的人也不少。小时候在北京医院看病，多次被护士叫“张维”。自打电视剧“雍正皇帝”演出后，在北京没人叫我张维了，可一出北京还是不对劲儿。到天津，我成了“樟绒”； 到太原，我又成了“掌用”； 广东人叫我“江泳”； 江西人叫我“簪晕”；最可气的是湖南人，叫我“沾淫”！我招谁惹谁了？嗐，能叫一声“蟑蛹”我就知足了，就是念白字儿还叫我“张维”都成。怪只怪老祖宗，多少代人住一个地方不动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形成了那么多的方言。
记得1970年，我第一次到广州，出火车站一上巴士就有个老广问我事儿。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对不起，听不懂。”一车的人都乐了。有个热心“翻译”说：“他是问你几点钟。”我看了下手表，说：“一点。”那翻译赶紧补了句：“鸭点。”他告诉我，广东人把二念“一”，一念“鸭”。我问他：“我要想说‘我不懂’怎么办？”“鹅母鸡。”好嘛，净是家禽。
这些年去广东的外地人多了，广东人也都能听懂和会说几句国语。可香港人还不大成。我有个香港同事，一天车坏了，要我“车他”回家，坐在车上，他问我“冻不动路”（“懂不懂路”，认不认路的意思）。我见他说得吃力，就说：“Speak in English please.”（还是说英语吧）。我知道他太太是湖南湘潭人，就问他：“How do you talk with your wife?”（你怎么和太太说事儿呀？）“We speak in English.”（我们说英语。）说完他自己先笑了，表情中有几分无奈。都是中国人，还都是汉族，工作、生活中无法用自己的母语沟通，不得已用英语交流，那绝不是什么轻松好玩儿的事。
说到底，语言是人际交流的工具，随着现代化进程，人员的流动性加大，语言必定会逐渐趋同。汉语方言还会在很长的时期里存在，但肯定会相互交融，绝不会像现在这样互相听不懂。那也会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不以任何人的个人喜好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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