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姓名的读音说起

我的名单字“雍”，是老爹起的。我出生那年正赶上日本投降，二战结束。老爹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盼和平，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雍者和也。

美国人念我的姓名费劲不说，还念不准，不是“洋枪”就是“洋姜”。一开始我还爱纠正他们，可收效甚微。得，咱就入乡随俗，叫声“羊”我就答应。

其实我这姓名就是在中国，念错的人也不少。小时候在北京医院看病，多次被护士叫“张维”。自打电视剧“雍正皇帝”演出后，在北京没人叫我张维了，可一出北京还是不对劲儿。到天津，我成了“樟绒”； 到太原，我又成了“掌用”； 广东人叫我“江泳”； 江西人叫我“簪晕”；最可气的是湖南人，叫我“沾淫”！我招谁惹谁了？嗐，能叫一声“蟑蛹”我就知足了，就是念白字儿还叫我“张维”都成。怪只怪老祖宗，多少代人住一个地方不动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形成了那么多的方言。

记得1970年，我第一次到广州，出火车站一上巴士就有个老广问我事儿。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对不起，听不懂。”一车的人都乐了。有个热心“翻译”说：“他是问你几点钟。”我看了下手表，说：“一点。”那翻译赶紧补了句：“鸭点。”他告诉我，广东人把二念“一”，一念“鸭”。我问他：“我要想说‘我不懂’怎么办？”“鹅母鸡。”好嘛，净是家禽。

这些年去广东的外地人多了，广东人也都能听懂和会说几句国语。可香港人还不大成。我有个香港同事，一天车坏了，要我“车他”回家，坐在车上，他问我“冻不动路”（“懂不懂路”，认不认路的意思）。我见他说得吃力，就说：“Speak in English please.”（还是说英语吧）。我知道他太太是湖南湘潭人，就问他：“How do you talk with your wife?”（你怎么和太太说事儿呀？）“We speak in English.”（我们说英语。）说完他自己先笑了，表情中有几分无奈。都是中国人，还都是汉族，工作、生活中无法用自己的母语沟通，不得已用英语交流，那绝不是什么轻松好玩儿的事。

说到底，语言是人际交流的工具，随着现代化进程，人员的流动性加大，语言必定会逐渐趋同。汉语方言还会在很长的时期里存在，但肯定会相互交融，绝不会像现在这样互相听不懂。那也会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不以任何人的个人喜好为转移。

闲话汉译美国人名、地名

197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后，中文的人名、地名翻译成英文就以汉语拼音为准了。尽管美国人读不准，至少在书写上达到了一致。

汉译美国人名、地名可从来没形成规矩，音译、意译、半音半意译（似译）、非音非意译（胡译）同时并存。

“美国”两字就属于胡译。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在广东肇庆绘制了第一张中文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利玛窦给美洲大陆译音为“亚墨利加”，那时候美国还没有独立。从那时直到清乾隆年间，“亚墨利加”一直是America的汉译标准名。

清乾隆40年，美国独立，中国民间开始有人把America音译“爱米瑞肯”，而后简称“米国”。因此，有人望文生义，说米国的米粒有三尺长，人家扯布不用尺，拿米量。官方一直到咸丰年间才改称“大亚美理驾合众国”。到光绪年间简化成“大美国” ，与“大清国”对应。这期间前后，民间也使用“亚美利加”、“ 美利坚” 之类的称谓。

1911年“大清国”亡，“大美国”就变成了与“中国”对应的“美国”。也许说，“美国”两字起于音译，止于胡译更准确一些。

意译的美国地名不太多，像“凤凰城”（ Phoenix）、“水牛城”（ Buffalo）,经常在美国的中文报纸上出现，但大陆官方好像分别译音为“菲尼克斯”和“布法罗”。
似译的有“新墨西哥”（New Mexico）、“新泽西”（New Jersey）等州名，只把New意译成“新”，后面就转成音译了。不知为什么，到New York这儿，没似译成“新约克”反而音译成了“纽约”。

汉译大多数美国人名、地名还是音译，问题是音不准。Seattle最接近的读音是“死一丫头”，译的雅一点“斯雅图”也比“西雅图”准；Rainier最接近的读音是“软逆儿”，译成“阮尼尔”也比“雷尼尔”准。

地名有相对的稳定性，音不准问题还小一些。人名没译准，问题就大了。Truman译成“杜鲁门”，Acheson译成“艾奇逊”， Rusk译成“腊斯克”，这三个人物在中国大陆1950年代的报纸上经常出现，近50年几乎消声觅迹。有些现在的年轻人再翻译时，就译成了“楚曼”、“哈奇森”、“鲁斯克”。音准是强多了，可像我女儿这一代人读起来，就会弄混，以为说得是不同的人。再过50年、几百年还不混成浆糊一锅？

我想，随着英文在中国的逐渐普及，美国（以及所有英语国家）人名、地名早晚得直接用原名，不用汉译。作为过渡，可以在音译名后面加括弧标注原名，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哈奇森（Dean Gooderham Acheson），麻烦了点儿，但能避免搅浆糊。

做人和做事

昔有举人唐某，事业有成，遂娶妻，生二子。长子名“做人”，次子名“做事”，意谓“先做人，后做事也”。

一日唐某出行，嘱妻着二子习字，做人须书三百,做事仅须二百。及至反府，问妻所嘱之事，妻答曰：“做人不足，尚欠五十；做事有余，多出半百。皆二百五也。”

你别以为我只是调侃唐骏，本文的主题是谈“做人和做事”，并不局限于唐总裁（而非唐博士）。

我看，“先做人，后做事”只是句套话，很难实践。不都是边做人边做事吗？不都是通过行事看为人吗？想来想去，也许自称先在山里修道，后来出山传法的人，能算个例子。可即使他真在山里修练过，修炼不就是他的事吗？想到这里，我认为：做人和做事既没有时间上的先后，更没有逻辑上的先后，顶多是词句上的先后，强调做人的重要性罢了。

做人和做事又不能混为一谈，做人看品行，做事需能力。具备了能力，事业的成功与否则主要靠机遇了，与人品无关。

刚从网上看到方舟子质疑唐骏学历的时候，我的第一反映：又一个吴征。那事儿过去好几年了，最后是吴征和杨澜来了趟美国，摆了个饭局，给准备和他们打官司的各位发请帖，到底有几个人去了我不知道，好像只有一个东北汉子公开表态不屑一顾。总之，事情从此了结。吴征挪了个窝，照样挣他的大钱；杨澜没动地方，依旧做她的访谈。没见他们在什么报上为自己的诚信过失道歉。眼前的唐骏事件估计也是这个结局，除非唐骏自己从此一蹶不振。

他们这几个，都因诚信不足，坏了名声。可他们毕竟成就过大于常人的事业，而且只要他们接着做事，以后的成就也不会逊于常人。这就是所谓“做人不足，做事有余”。老天爷有时候并不那么公平。学历造假，只要没有严重损坏公众利益，一般不会受到法律追究。

做人不端者也能做事有成，但不能因此说：“逮着耗子就是好猫。”逮一只耗子偷一条鱼吃的是馋猫；逮一只耗子偷九条鱼的是贪猫；起先逮耗子，后来与耗子为伍就会变成硕鼠。重庆的那只逮过耗子的“猫”，后来就成了“硕鼠”，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做事的能力有大小，做人还是守住诚信的底线好。

两篇社论的启示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也早已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玛克吐温、惠特曼、爱玛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
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我们离得很远。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着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部。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在患难中，我们的心向往着西方。而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同心协力，消灭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后，为着要在战争上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科学的领域里更有待于盟邦的援助。
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族与人民！”
上面这段文字是新华社1943年7月4日社论全文，题目是《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文中的‘美麦’是抗日战争中美国无偿支援中国的救命粮；‘庚款’指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庚子赔款’中美国获得的那部分。后来美国国会认为得款过多，就用来在中国办了清华大学堂和资助中国学子去美国留学。美国人还建议另7国也照办，有5国响应了这个建议，俄、日两国一毛不拔。
朝鲜战争爆发，中俄结盟，以美为敌，主旋律立马变了腔调，下面摘录人民日报1950年11月6日社论《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读全文清访问http://media.ifeng.com/hotspot/chuanmeiliushinian/pinglun/200908/0809_7878_1292030.shtml）：
“在世界人民面前张牙舞爪的美国法西斯屠夫，为什么急于向朝鲜人民开刀呢？又为什么在其侵略朝鲜的同时，立即派遣美国的海军和空军侵略我国的台湾省；并且同时宣布它对越南、菲律宾加紧武装侵略呢？为什么美国侵朝的空军竟连续侵入我国领空，肆行扫射与轰炸；侵朝的美国海军竟炮击我国的航海商船呢？为什么美国竟然这样疯狂地把侵略战争扩大到我国边境而无所忌惮呢？这显然不是什么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而是美国整个军事政治计划的一部分。”
“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决不会忘记，美国在东方的这一整套侵略计划，是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实行过的‘北进主义’和‘大陆政策’的再版。”
“日本法西斯被打倒了，它的衣钵却被美国侵略者继承下来了。当年田中的奏折，被杜鲁门最近在旧金山演说中重弹了一遍。虽然是旧调翻新，但板眼依然不差。比如，田中说的是‘征服朝鲜’，杜鲁门就说成了‘对付朝鲜的侵略’；田中说的是‘东亚为我之东亚’，杜鲁门就说成了‘亚洲各国是我国工业社会的基础’；田中说的是‘征服世界’，杜鲁门就说成了‘在世界上建立法治’。而比田中表现得更贪馋的则是杜鲁门急欲从朝鲜直接扩大其侵略战争。他大叫‘联合国在朝鲜的行动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是为了要在世界上建立法治的历久斗争中的巨大的一步’。他宣布‘我们在进行战争’，而且要‘扩大这一类帮助人类进步的工作’。”
“战火已经烧到我们的门前了，放火者已经暴露了他们的野心了，我们处在侵略者刀锋之前的中国人民，怎样能够熟视无睹？怎样能够置之不理？我们的热血同胞，怎样能够不纷纷起来以志愿行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或者有人会想:敌人现在虽然以陆军逼近我们的鸭绿江图们江，虽然以空军轰炸扫射我们的边境，虽然以海军掠夺我们的台湾，但是究竟还没有大举进攻我们的国土。日本武装侵略朝鲜在一八九四年，而占领东北则在一九三○年，前后还有三十六年。如果我们竭力避免敌人进攻的任何借口，利用这个空隙来进行和平建设不是更好吗？”
“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它以为已经发起了进攻的敌人会允许我们有和平建设的时间和环境，而这却不合乎事实。”“如果我们不能够或不准备抵抗敌人，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消灭敌人的借口，而只能鼓励敌人进攻的欲望。”
“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它以为敌人是不能够战胜的，而这却完全违反事实。”“今天在全世界有了以强大的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它的力量远胜于帝国主义侵略阵营。今天在东方有了强大的与苏联同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它是在战胜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的过程中生长起来的，它的力量远非满清和蒋介石所能够比拟。”“中国人民的志愿行动将使朝鲜人民得到无限的鼓励和信心，使他们有可能转变整个的战局，有可能消灭和逐退立脚未稳的美国侵略军，并有可能强迫侵略者接受对于朝鲜问题的公正的和平的解决。”
“十分明显，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才能够得到教训，朝鲜和远东的和平才能够恢复，中国才能够免于被侵略，才能够在安全的条件下从事和平建设。”
还是那句话：让我们各自从中获得启示吧。

两个宣言的启示

今天是美国独立日，相当于中国的国庆节。老哥我没入美国籍，也不在意过这个节日，今天就发扬个风格，从下午去值班到明天早晨，可以让两个美国同事去参加各自的party。我没有party，摘录两个宣言的段落以示纪念。

美国《独立宣言》，由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起草，1776年7月4日在美洲大陆会议上宣读并通过了这份宣言，仅摘录第二段：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须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损害这些目的，那末，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这新的政府，必须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的基础之上，并且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组织它的权力机关，那就是在人民看来它最能提供安全和幸福。当然，处于谨慎，人们往往认为不该为了轻微的、暂时的原因而变更设立已久的政府；以往的一切经历表明，只要那些罪恶尚可忍耐，人类总是宁可默默承受，而不愿为恢复自己的权利去废除那习以为常的政治体制。然而，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一贯地奉行着一个目标，就是妄图把人民压迫在独裁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权利，有义务，来推翻这个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

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年）不是那时代的人，他读了《独立宣言》后，盛赞那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人权宣言"。

1848年1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受托起草《共产党宣言》，后来这个宣言于1848年2月日在伦敦第一次出版，成为上个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经典，只摘录两段：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日子里，各自从中获得启示吧。

三八线和停火线

在谈论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的时候，有一种说法：“起也三八，止也三八”。“三八”当然是指北纬38度线（图中标38^th Parallel的黑虚线）在朝鲜半岛的那一段，但“三八”在南方也是句骂人的活，“粗俗无理”的意思，用在这里调侃那场战争的结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简直是胡闹。

三八线是美国人提出来的。1945年8月10日深夜，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在五角大楼举行会议，讨论受降日军问题。助理国务卿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提出美军应先于苏军赶到朝鲜北部地区，陆军参谋腊斯克（David Dean Rusk）上校认为，由于兵力、时间和空间的因素，美军很难办到。陆军部助理部长麦克洛伊（John Jay McCloy）便请腊斯克和博尼斯蒂尔（Charles Bonisteel）上校到第三休息室去，要他们搞出一条尽可能向北推进，但又不致被苏联拒绝的界线。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三八线。

8月1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批准以三八线划界的建议，并于15日电告斯大林，通报受降日军“一号受降令” （ General Order no. One，又译“总命令第一号”或“一般命令第一号”），内容包括以三八线为界，确定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受降区域。斯大林16日复电表示，“基本上不反对命令的内容”。

1945年9月2日，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公布了“一号受降令”，其内容根据斯大林提议略有修改。从此，三八线就成了朝鲜南北双方的临时边界线。

说朝鲜战争起于三八线没错，止于三八线就不准确了。朝鲜战争止于停火线（Armistice Demarcation Line，图中位于朝鲜半岛中部的红虚线），不过那并不是一条线，而是一条宽4公里，长约222公里的狭长地带，是交战双方谁都不许进入的缓冲区，如今成了野生动物的乐园。那些动物们哪里知道，这个乐园是用数百万条人命换来的。

在志愿军占领了汉城并推进到37度线的形势下，1951年1月13日，联合国接受了印度等13国的提案，希望韩战双方立即停战，进而谈判。13国提案对中国有利，使白宫感到进退两难。正如艾奇逊（时任国务卿）回忆：当时，同意这个提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因“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提案”，白宫最终决定同意这个提案。

17日，周恩来接见印度大使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潘尼迦在谈到13国提案时说：“据印度政府的了解，美国政府之所以同意这个提案，是因为它预料中国政府会拒绝这个提案。”周恩来对美国人怎么想不感兴趣，针对“先停火，后谈判”的提案，他提出“先谈判，后停火”的反建议，并坚持谈判地点应在中国。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拒绝13国提案的声明，正中白宫的下怀。

周恩来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代表毛泽东。1951年1月19日，毛泽东批示：“我军必须按照新的情况进行各项准备，采取新的战术，以求解放全朝鲜。”一个多月前的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第9兵团减员4万8千多的损失，不足以抑制这位诗人“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也许他还沉浸在打退了美国兵的欣喜中。毛泽东显然看错了形势，如果他能接受13国提案，杜鲁门就被动了。美国只好先停火，后谈判。以当时志愿军已经打到37度线的有利地位，停火线怎么说也会在三八线南边。假设终究不是历史，以后的事实证明，1951年1月17日的那次机会失不再来。

1951年1月25日，联合国军队发起“霹雳行动”，在200公里的宽大正面全线反攻。这完全出乎彭德怀的预料，志愿军在没补充兵员，没来得及休整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防御。

26日，毛泽东否决了彭德怀要求部队后撤、休整的正确提议，反而命令“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二至三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

打到月底，彭德怀已经预感败势，31日电告毛泽东：“第三次战役带有若干勉强性（疲劳），此次战役则带有更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陷入被动的可能。”语气十分委婉。果然，一周后，联合国军突破了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两道防线，并于2月10日重新占领仁川。

2月11日，情况出现转机，东线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邓华直接指挥下发动横城反击战，歼灭联合国军1万2千余人（含美军1个营），俘虏7千8百余人。邓华脑瓜子一热，马不停蹄，急匆匆调了五个师转过头去围攻砥平里，叫他们谁先到谁先打。

驻守砥平里的只有美军1个团（含一个法国营），兵力处于绝对劣势，接到的命令却是“死守”，他们凭借的是充分的准备和绝对优势的火力。

战斗从2月13日晚10点打响，人海和火海的较量一直持续到15日。面对部下的巨大伤亡，当第40军军长温玉成接到要他统一指挥对砥平里的攻击，并要求他“16日务必拿下砥平里”的命令时，积蓄已久的不满爆发了。他打电话明确地向邓华表示：砥平里的战斗，是没有协同的一场乱仗，是以我之短对敌之长的一场打不赢的仗，必须立即停止！邓华赶紧请示彭德怀，由彭老总拍板“撤”。军长临阵抗命在中共军史上极为罕见。

2月17日，志愿军撤出砥平里战场的第二天，彭德怀即决定：全线立即进入机动防御，向三八线撤退。在联合国军打击下，志愿军全线被迫後退了100多公里，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

2月21日，心急如焚的彭德怀飞回北京，直奔中南海，听说毛泽东住在玉泉山别墅，他匆匆赶去。警卫说：“主席正在休息。”彭德怀已顾不上礼仪，他推开警卫，闯進寝室，把毛泽东叫醒，向毛泽东讲述朝鲜局势如何严重。毛泽东听后说：“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於求成。”

毛泽东这时候只认识到：不可能速胜。1951年3月1日，他电告斯大林 “在过去四个战役中，中国志愿军战斗的和非战斗的伤亡及减员已超过十万人，正将补充老兵新兵十二万人；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三十万人，再补充三十万人。”“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他还要不计伤亡，不惜老本地打下去。

杜鲁门不想打了，1951年3月20日，他发表声明：联合国军欲击退北韩及中共回三八线的主要任务已经达到。“联合国关于韩国统一和建立自由政府的目标应该而且可能用不流更多血予以实现。为解决朝鲜停战及有关主要问题，特呼吁中共进行谈判。”他的呼吁自然不会得到毛泽东的正面响应，相反，毛泽东正在策划第五次战役。

杜鲁门不能容忍麦克阿瑟公开主张扩大战事到中国的言论，于1951年4月11日，撤了麦克阿瑟的职，由李奇微（Matthew Bunker Ridgway）接任。李奇微的职位由范弗里特（James Alward Van Fleet)接任。11天后，志愿军的第五战役就打响了。

战役从1951年4月22日到6月10日，打了1个多月。第二进攻阶段从1951年5月16日18时开始，彭德怀集中3个兵团共11个军加上朝鲜人民军4个军团的兵力，首先从主要是韩国军队驻防的东线突破。

防守春川右侧高地的韩5师和7师在志愿军的沉重打击下土崩瓦解，在一片混乱中仓卒撤退；防守东海岸的韩1军刚一接触就坐上汽车迅速后撤了大约56公里。此后和志愿军周旋的，主要是美军。李奇微回忆：“韩国军队在中国军队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中国士兵坏有非常畏惧的心理，几乎把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脚踏胶底鞋的中国士兵如果突然出现在韩国军队的阵地上，总是把许多韩国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快逃命。”志愿军则利用熟悉的运动战术，大胆向纵深穿插，到21日，3兵团12军打到37度线，其31师91团长驱150公里，已经打到37度线以南的珍富里。

仗打到这会儿，在前线上作战的韩国军队只剩了一个军。而在李奇微看来，美军反攻的时刻到了。这个家伙的脑子比麦克阿瑟好使，在帐篷里看作战记录就看出了志愿军的短处—发动攻击超不过一周，他还给起了个名字“礼拜攻势”。那时候志愿军的后勤非常落后，战士们上前线，干粮、弹药都靠自己带，若得不到补充，顶多能坚持一周。于是，李奇微就运用了这样的战术：你夜里来攻，我凭火力优势固守；你白天休战，我派飞机轰炸你的掩蔽地和补给线；耗上7天，你弹尽粮绝了，我乘机反攻；你想撤退，我靠机械化追着打。还起了个名字“磁性战术”。

彭德怀21日既电告3个兵团司令，停止进攻，“北移休整”，注意防止像第四战役那样撤退中被美军追着打，但为时已晚。第四战役时，彭德怀直接指挥到军，这次只指挥到兵团，由他们各自组织撤退。除9兵团外，3兵团和19兵团都是新近从国内调来的，指战员们接受的都是“美帝野心狼、纸老虎”的教育，满脑子“要成建制地歼灭几个师的美军。”、“美国兵最怕死，冲上去就能立个国际功！”。最典型的是3兵团代司令王近山，他说：“他们有多少兵？加上李承晚的伪军，还抵不上咱的一个军区，不够咱一个淮海战役打的！我看把美国鬼子赶下海不成问题。朝鲜多大个地方？在三八线上尿泡尿就能滋到釜山去！”战士们听了捧腹大笑。

彭德怀不放心，22日又电：“在我军北移休整时，敌军会尾随我军北进是肯定的。”但在那种“得胜回师”的气氛中，他的这封电报能得到多大的程度的重视，可想而知。

1951年5月23日晨，志愿军发动攻击7天后，美军以4个军共13个机械化师的兵力按李奇微的预定部署反扑上来。直接指挥的范弗里特居然吸收了中国军队“迅猛穿插”、“切断后路”、“迂回包围”的战术特点，令每个师都以坦克为主组成各自的突击队，沿公路向志愿军纵深猛插。其中最著名的“纽曼尖兵”，仅由两辆M－4 坦克和两辆A－3坦克，加上两辆吉普车和两辆卡车，30几名的士兵组成，指挥官是坦克营的副营长纽曼少校。他们24日中午出发，沿公路以每小时32公里的速度，在庞大的志愿军部队中边打边火速直插，竟打到志愿军5月16日发动攻击的出发地--昭阳江。那是彭德怀命令“北移”的底线。

一个小时后，坦克突击队的主力到达。纽曼立即渡过了昭阳江，在江北岸占领了渡口。美军的这支小规模坦克突击支队，三个小时之内在中国军队的腰腹部穿插，渡过了重要的天然屏障昭阳江。这显露出中国军队在撤退掩护中的疏漏和间隙是多么地大。更重要的是，“纽曼尖兵”突破的是中国军队最需要重点防范的地段，在这个地段让美军轻易地沿着洪川至磷蹄的公路斜插进来，等于在东线撤退的志愿军腰部斜插进了一刀。

在被分割、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虽然多数部队能成建制带回，但损失惨重。有一支部队就会不来了。1951年5月25日，志愿军3兵团60军180师被阻隔于芝岩里以南地区。26日18时30分，师长郑其贵率余部4千多人开始向北突击，第二天拂晓，打到鹰峰山下，只剩下不到2千人。鹰峰山本在志愿军控制之下，但就在当日失守，被美军占领。打到第三天，师部电台被炸毁，部队已被打散，郑其贵只好命令烧密码，分散突围。结果全军覆没，逃回来的不足5百人。事后统计，负伤、阵亡和下落不明者7，664人，约5千多人被俘。

也是26日，毛泽东的豪情降温，在电报中要求彭德怀：“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仍在坚持他的“人海战术”。

还是26日，美军全线越过三八线。在美军疯狂的反击中，范弗里特所使用的弹药量，是美军作战规定允许限额的五倍以上，被称为“范弗里特弹药量”。这些弹药把美军所有的必经之地统统变成了焦土。美军飞行员们从空中看那些地方，“不可能再有什么生物存在了”。美国的一些议员非但没夸范弗里特，反而让他接受国会质询，嫌他浪费了纳税人的钱。

金日成眼看美国空军把北朝鲜炸成废墟，将来的地盘可能比当初的还小，他急於结束战争。1951年6月3日，他秘密到中国，建议毛泽东同意停战谈判。

180师全军覆没的消息使毛泽东彻夜不眠，他终于不反对临时停火。从1月25日联合国军队发起“霹雳行动”起，毛泽东策划的两次越打越大的战役均以失败告终。洪学智回忆：“四、五两次战役期间，是我志愿军后勤最困难，最艰苦，最复杂的时期，也是志愿军广大指战员忍饥挨饿最多，人员损失最严重的时期。”我还没有找到这两次战役志愿军的伤亡数字。我只知道，在第五次战役的撤退中，王近山的3兵团受损最重，全兵团遗弃重伤员6千余人，连同其它失踪人数一起，共失踪1万6千余人（含180师的7千多人）。

在这种不利形势下，斯大林指使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于6月23日紧急建议停火，提出首先使交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明显地偏袒中朝方。

毛泽东当然正面响应，25日通过《人民日报》社论表示“我们中国人民完全赞同这个建议”；几乎同时，杜鲁门在演说中表示：美国“愿意参加朝鲜半岛和平解决的谈判”。

奉杜鲁门之命，李奇微6月30日通过广播通知中方：“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一个停止在朝鲜半岛的敌对行为及一切武装行动的停战协议，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贵方对本通知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责方代表会晤。我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第二天，彭德怀和金日成便答复李奇微：“你在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受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

1951年7月10日，双方终于同意停火，谈判在开城来凤庄举行。谈判之初，令人棘手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来划分停火线。中方坚持以三八线为界，而美国人则主张按实际军事控制线建立缓冲区。第一轮谈判失败。

接下来从8月份到10月中，美军不断进攻，节节北进。

1951年10月25日，在各方联络官间协商两周后，停战谈判重新恢复并按美方的建议在板门店（PANMUNTON,位于图中三八线和停火线交点处）举行。从此，板门店就成了固定的谈判地点。

在打打谈谈中，扯皮最久的是战俘遣返问题。中方最初主张全部遣返双方战俘；而美国人主张自由遣返，也就是由俘虏自己决定遣返方向。双方僵持不下，一直边打边谈地拖到了1952年7月。这时候的北朝鲜，就像腊斯克(David Dean Rusk，时任国务卿)说的：“再没什么东西可炸了。”北朝鲜约三分之一的成年男子死亡，人口降到岌岌可危的程度。

7月14日，金日成给毛泽东发电报，恳求他接受妥协，结束战争。毛泽东当即给金日成回电拒绝。“不接受敌人(自愿遣返)的提议只有一个害处，就是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多死些人。”但也有好处，“锻炼了人民，使他们获得了与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经验。”回电结尾处，毛泽东说他要向斯大林报告。金日成赶忙回电，说毛泽东当然是“正确的”，他自己也决心打到底，只请求再给他些军援。金日成同时主动发电报给斯大林，解释他为什么动摇。

拖到1953年，斯大林都烦了，2月28日，斯大林告诉其他苏共领导人他第二天将采取行动，结束这场由他幕后操纵的战争。就在当天晚上，他突然脑溢血，于3月5日去世。

1953年3月21日，以马林科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人与周恩来开了一夜的会，说他们决定结束朝鲜战争，如毛泽东同意，他们愿卖给中国91座大型军工企业的设备，这些都是斯大林以前拒绝出售的。但毛泽东仍不松口。

1953年7月13日晚，志愿军第三次打击启动，1000多门火炮，两个师的卡秋莎火箭炮向敌军猛轰。接着志愿军20兵团的东、中、西3个集团同时向金城守敌4个师25公里防御正面迅猛突击，1小时后即全线突破敌人阵地。至14日晚，金城守敌已全部肃清。

1953年7月16日，克拉克和美第8集团军司令泰勒赶到金城前线，组织反攻。当日，韩军7个师和美军1个师发起反击，主攻志愿军20兵团东集团黑云岭，白岩石山一线突出阵地。

1953年7月17日，志愿军司令部和20兵团领导命令东集团除以1个营继续守461.9高地有利阵地外，其余部队全部撤到金城以北。中、西集团也做了适当收缩。

1953年7月18日起，联合国军反攻重点转移到志愿军20兵团中集团所守602.2高地及巨里室山阵地，激烈的争夺战一直打到7月27日。

1953年7月24日，双方谈判代表确定了最后的军事分界线。

1953年7月27日10时，《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彭德怀、金日成、克拉克分别签了字。协定以1953年7月27日22点整，双方实际控制线南北各2公里宽设立非军事区。这正是1951年7月10日双方第一次谈判时美方的意见。战俘的遣返也基本上是按美方的意见“自由遣返”，21，374名志愿军战俘中有14，701选择不回中国，其中大部分都去了台湾。

“志愿军把美国鬼子从鸭绿江打回三八线”这话不假。可朝鲜战争的起点是三八线，金日成发动“祖国解放战争”和毛泽东力主“抗美援朝”目的是“解放全朝鲜”，这个目标非但没有实现，北朝鲜的地盘比战前少还了约3867平方公里，半壁江山成了一片焦土。估计死于这场战争的中国人（志愿军加所有后勤人员）40万，韩国军民100万，北朝鲜军民250万。

2009年5月27日，朝鲜人民军驻板门店代表部发言人表示，“正如向全世界宣布的，我们的革命力量将李明博叛徒集团全面参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扩散倡议，看做对我们的宣战。”并宣称，朝鲜将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约束，朝鲜半岛将很快“重返战争状态”；当年李承晚反对停战协定，拒绝签字。所以，从理论上讲，韩国人也可以不遵守停战协议。如果他们又打起来，中国人还应该像当年那样支持北朝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