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驹，1931年出生，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他在朝鲜经历第五战役的时候，在野战医院当文化教员。后来历任副连长、副队长、副处长，《解放军文艺》副组长。离休后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
朝鲜战争已经是60年前的事了，当年的志愿军士兵，至今还活着的都在80岁上下。由于历史的原因，基层士兵对那场战争的回忆，几乎没有什么本人写的文字资料。刘家驹老人的这份资料就凸显宝贵。原文比较长，我将陆续转载。我没有用原文的副标题，只用原文的章节号。--张老哥注
我经历的朝鲜战争（一）
刘家驹
1950年秋，我人民解放军开进了为金日成将军火中取栗的朝鲜战场，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大枪小炮换了苏式装备，吃穿用有刚成立的共和国做大后方，本应不再像国内战争时期那样发愁了，可战场上却依然出现断粮。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拥有制空权，开战三个月，我军投入的运输车给打掉了一半，仅靠800辆车供应几十万大军打仗，要把战略物资运送到三八线，都是昼伏夜行，再挥军南下三七线作战，就只能用我军的传统战法：武器，不增加一枪一弹；吃的，每人自带7天干粮（炒面）。这种不要后勤的游击，美国人嘲笑我们是一星期的战争，一个战役何止打7天啊！弹尽粮绝还得拼死拼活地持续作战，每到饥荒时刻，红军时期培育的流寇思想，就会得到“光大发扬”，我军所到之处，掘地三尺，凿壁捣墙，打翻坛坛罐罐寻找口粮。
我经历的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是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的，到6月10日结束，历时50天，中间只给我们补给了一次干粮，就是说有36天缺粮！我们生存凭借些什么？有人说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我说是人在死里求生时本能的发挥。
战役一开始，我60万志愿军迅速突过三八线。别以为我军攻势如破竹，美国人为了拉长我们的补给线，有意不和我们对着干，他们驾起四个轱辘跑，我们放开两条腿追。7天就追到了离汉城10公里的汉江北岸，丝毫未受损失的敌人知道我们开始饿肚子了，他们在汉城外围的预设阵地上组织起重兵阻击，想把我军拖个精疲力竭，再收拾我们。
我所在的野战医院，一上战场总是尾随先头团救治伤员。先头团在汉城边上激战了一天一夜，指挥员看到粮袋光了，进不了城了，赶紧下令回撤。这天拂晓，我们医院竟懵懵懂懂地还在往前闯，炮弹不停地在身边炸响，枪弹在头顶上呼啸乱飞，要不是夜幕，我们就会撞到敌人的枪口上了。院长一接到后撤的命令，掉过头就带领我们百十人撒开两腿，一气跑了10多里还未停歇。我领着挑夫班急追快赶，还是要掉队三五里。
我的本职是文化教员，一上战场，既不能提枪打仗，又不会救死扶伤，教导员分工我跟着司药老吕管理挑夫班。挑夫班有10人，10副挑箱里装的是医药、手术器械和敷料布疋。老吕主管医药用具，随用随取；我分管埋葬死人，凡抬到医院的伤员不治身死，由我指挥挑夫们进行掩埋处理。挑夫都是军法处轻判的犯人，有开小差抓回来的，有枪走火伤人的，有奸污妇女未遂的……都给发配来以苦役代刑罚。教导员对我和老吕有特别交代，说他们都是没改造好的解放兵，又犯了罪，要处处警惕他们的不轨行为。
教导员的忠告我毫不怀疑，战役开始以来，已通报过好几起战场报复杀害干部的案件，都是这帮人干的。每天行动，我和老吕都带有一支20响，一前一后盯住他们，休息时也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特别忧心的是挑夫班长。大前天，部队追到汉江边，先头团团长吴彦生给敌人冷炮袭击牺牲，尸体送来医院交我处理。按规定，团以上干部牺牲不得就地掩埋，要拉回国葬在沈阳的烈士陵园。我让挑夫班长给我三丈白布裹尸，他很不情愿地从挑子里取出一匹布来，用右手食指和拇指牵住布头的一角，左手沿布边拉动到左肩胛，丈量了10次，是10公尺的量。我说，他是个老红军，还是你的团长，再给他添加一丈吧。他脸上泛起愠色，嗤的一声撕下他刚量好的布扔给我。我压住火不和他理会，赶紧给死者包裹。包完头部四肢，还要给死者包全身，翻身时我让挑夫班长帮忙，他气呼呼地说：“我干不了！”我只好让随担架来的吴团长的警卫员搭个帮手，才给死者全都裹上白布，填了一份牺牲鉴定书插在死者身上，又从公路上拦住一辆送弹药返回的卡车，送走了死者。这时我自然对挑夫班长生产生了警觉：他仇视自己的团长，也会仇视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来一次报复，捅我一刀，或撂下挑子远走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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