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朝鲜战争（七）
刘家驹
日以继夜的强行军。天天蹲山沟，在一堆草边，一棵树下，刨个坑蹶着就睡。肚子里没有食物支撑，每迈动一步如同背负三箱弹药一样吃力。人人都形容枯槁，面带菜色，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像一具具活僵尸。人在绝处都有求生的欲望，连路边的小草也给连根拔起，抖抖泥就放进嘴里。老吕煮了一饭盒灰菜，倒去苦水，我俩分享，算得上一顿美食。我们在一条山沟停下来歇息，他把我带到沟口一处断壁残垣的村落里去找吃的。韩国人早就把食物藏进了深山老林，这里还是不断被人梳篦，仍然有好几十个战士在村里村外东寻西觅，奋力翻着刨着，盼望能捞到一口吃的。
我跟着老吕在一处残房中撬开坑石，脑子里不断出现幻觉，仿佛每掘开一块石板，都有一缸白油油的大米。一次次希望又一次次失望，我们已别无所求，只有不惜余力才能活命。正刨着，见几个战士围着一个坐在房前台阶上的韩国老人说话，老人背靠残壁，闭着眼。战士说的是半通不通的朝语，一个战士像是认定他坐的台阶下有隐藏的东西，就抓住老人的手臂拉扯，老人犟着不动，几个战士一齐上去提起老人的胳膊腿，硬是抬出了十几米，放到一个草堆上，回头就抡起镐头，砸碎了台阶的石板，露出一道阴沟来。一个战士急忙卧下身去掏了一阵，拉出一个草包，这是朝鲜人盛的稻子。旁边的两个战士伸手拎住草包的一角，提溜出来，那个掏的战士又伏下身躯，不一会又拉出一包来。这时，周围正在搜寻的十几个战士蜂拥而至，七手八脚撕开两个草包，稻谷散了一地，都忙不迭地脱下衣服裤子，把稻子往自己的衣裤里拨拉。我和老吕眼热了，也脱下军装挤进人堆奋力哄抢，好不容易都弄得三四斤，如获至宝。生怕被再来的人夺走，我们抱着军衣包住的谷子转身跑到一处残墙下，找来两块坑石，抓出一把谷子放在石板上，再压上另一块石板搓磨开了。磨了一阵，揭开石板，吹去稻壳，捡出了一把米粒，急不可待地塞进嘴里，又抓出一把稻子来磨，边磨边嚼边咽，忙活了个把时辰，吃下了有斤把的生米。一股青香味在口腔里久久回旋，恐慌情绪抑止了，剩下的稻谷我用块布包起来系在腰上，找了个草多的地方，美美地睡开了。
半夜，炊事员来传信息，说一支队的几个连队从山上的洞里搞到了不少粮食，要挑夫班去给他们说说，弄些过来。挑夫班长从睡梦中惊起，带着挑夫班就向山上奔去，我和老吕怕他们出事，紧跟在他们的后面。在半山腰，一个班的战士正抬着两个草包下山，挑夫班长来了精神，三步并两步地冲了上去：“站住！放下，这里是我们的地盘。”走在头里的是个老兵，可能是班长，他毫不示弱：“谁规定是你们的地盘？”“是我的规定。”挑夫班长举了手中的扁担。那个像班长的老兵，呼地从身后把冲锋枪顺到胸前，拉动了枪栓，说：“你想找死！”他身后的七八个战士放下抬草包的扛子，端起了枪。挑夫们也高举扁担，眼看火并一触即发，老吕慌忙举起双手连连往下压，高喊：“都放下！出了人命谁都活不成。都是自己人，我的意见二一添作五，和为贵，你们留下一包。走人。”对方没吭声。我站出来晓之以情：“我们是医院，伤员多，大家都在挨饿，总要给伤员留下一口吃的吧？”我不由分说地招呼过来几个挑夫，扛上一包就下山了，那个班长明知遇到了拦路打劫，又斗不过我们一伙不要命的，气呼呼地愣在那里。
回到营地开包，全是苞米，炊事班熬出了两锅半稀半干的苞米粥，全院每人都分得两碗夺来之食。
我经历的朝鲜战争（八）
刘家驹
我军的紧急转移，不是北撤，而是挥师东向，到中线地区寻机歼敌，这是彭老总的新部署。我们是6月12日到达三八线上重镇华川的，在那里补给7天的干粮。
补粮那天，我们医院的大队人马是半夜开进兵站的。在一个山坡的树林里，每人用自己的面袋盛了9斤炒面，装袋时都迫不及待往嘴里填，像是盛宴。腮帮子、鼻子上都粘了一层香喷喷面粉，一咳嗽像是嘴里喷出一朵蘑菇般的云烟。没有水，全是在干咽，我一口气吃了两碗，多少天来一直贴着脊梁的肚皮鼓起来了，挑夫班长警告我：“千万不能喝水，喝了就要膨胀，撑死你！”我打嗝都小心翼翼地护着肚子。
挑夫班长在求生存上比谁都精明，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信息，说在另一处山沟里还有一个特供站，专给机关首长提供高级食品的。他领着挑夫班和我去了，到了沟口，有哨兵守卫。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站在路边大声问：“哪个单位的？”挑夫班长理直气壮的大声回答：“920司令部的。”920是军的代号，因打砸抢的名声让人生惧，对方没敢再问，放我们进去了。进沟约百十米，沟的两侧出现了十多个货堆，堆上盖的都是青草，还能辨出袋装的米面和箱装的蔬菜副食，有不少人正在领取。挑夫班长从一个货堆里拖出一箱来撬开一看，全是猪肉罐头。大家相机行事，都拖出一箱来砸开，急切地脱下裤子就往里装，我装了二十多筒，用皮带收紧裤腰，又扎紧裤脚，码到脖子上就急匆匆往回走。没人拦，没人问，奔出了沟，心里像得了唐僧肉一样兴奋。挑夫班长力气大，扛了两整箱回到路边，他一人一筒分给了医护人员。医生高兴得抚摸着挑夫班长的手，女同胞就举手敬礼致谢，挑夫班长笑呵呵的像是在给大家授勋。我突然想起了小冯，跑到护理班，悄悄塞给她三筒，剩下的我又给了挑夫班长和老吕，我留下了三筒。
路上，我问挑夫班长：“你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下几筒，是不是为了立功受奖？”他说：“我绝不承认我有罪，也不需要立功。他们都饿成了皮包骨，还要抢救伤员。”我说：“你的心肠太好了。”他说：“我在国民党当了八年兵，升了班长，再艰苦，我的班从来不会饿肚子的。人要结善缘啊，上天就会保佑你。”
我经历的朝鲜战争（九）
刘家驹
五次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我军以3000人的代价，打开朝鲜中部的屏障加里山，切断了洪杨公路，在小平川围歼了美军第三十八团。
此时，担任后续部队的三支队刚翻过加里山，在一条冲积沟里隐蔽待命，给敌人发现了，15个炮兵营万炮齐发，打得这个团人仰马翻，伤亡2000多人。我们的医护人员都投入了抢救，跟随先头团的副师长、作战科长和团参谋长，也被炮击牺牲，尸体抬来交给我处理，我让护理班守尸。挑夫班里有个叫小李子的犯人，见到死者中有武参谋长就哭开了。他告诉我，成都战役时，他是俘虏，武参谋长那时是营长，给他们动员说：“我们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你们愿跟我们打老蒋的，就掉过枪口，不愿的就发给三块大洋，走人。”他留下了，还打了一仗，伤亡了几个刚过来的弟兄。武参谋长很仁义，给死者挖坑垒坟，用木板写上墓牌，还给他们家寄去烈士证。小李说话时很带感情，两眼泪花花的。挑夫班长感动了，他打开挑箱，倒出里面所有的纱布绷带，说：“白布没有了，就用这些来包好他们。”边说边动手，我们三人把三具尸体裹了个严严实实。天下起小雨，小李子拿出自己的雨布给尸体盖住。
挑夫班长感动地说：“人心是肉做的，谁对我好，我也会用十倍的恩情报答谁。小李判的罪是报复杀人，他的排长骂他打他，他无法忍受屈辱，枪杀排长未遂，他是个懂得恩仇的汉子。”挑夫班长的感言让我领略：带领他们，无需用阶级斗争的思维，就是一个“仁”字。
晚上，我去拦了一辆送弹药返回的车，把三具尸体送上了车。回过头，身边已无干粮了，我又忙着去找吃的。
小平川是一个村庄，村前有一片开阔地，美军一个营在这里被全歼，到处是尸体，一百多顶帐篷东倒西歪。这里早就被战斗部队打扫战场清洗过了，我在死人堆中翻找了半天，最大的运气是从一具死尸的腰上拽下来一只铝质饭盒。我又沿着洪杨公路搜索，发现一辆美军的中型吉普翻到有六七米深的沟底。我下到沟里一看，车身已变形，浑身血污的驾驶员僵直地横躺在座椅上，两条腿悬吊在车门之外。车箱内空空的，尾箱锁着，我用石头砸开，里面仅有一只木箱，我轻轻托出来，最大的担心是伪装炸弹。敌人知道我们都是些饿鬼，把爆炸物制成如打火机或罐头之类食品来诱杀我们，我曾用过美军飞机上撒下的传单擦屁股，肛门红肿流血，痛苦了好些天。这次，我倍加小心地把木箱抱上公路，从路边拾来一根长约30米的电话线，一头捆住箱子，我从另一头拉着在公路上奔跑。没有听到箱子有动静，我仍不放心，回头又抱起箱子扔到路边的坎下，赶紧伏在地上，只传来啪的一声，箱子开裂了。我爬起身向下望去，见沟底散落一地的饼干，我欣喜不已，下到沟底，把饼干装进破箱扛回营地。
老吕打扫战场先我回来，他从炊事班弄来一只大盆，把他捡回来的十多听罐头煮了一锅，稀稀的。我忙把刚弄回来的饼干全倒了进去，想让挑夫班的人来共享我和老吕的成果，熬了一会，我迫不及待用瓷碗舀了半碗，不顾滚烫，就放到嘴边吹着喝着。刚喝两口，就尝到一阵难受的苦涩味，呲牙咧嘴对老吕喊道：“不能吃，毒药！”老吕也惊愕了，他用手指醮上放到嘴里品了品，也吐了。我赶紧去找来郝军医，他是白求恩大学来的，懂英语。他拿起老吕开过的空罐头看了看标识和文字说：“不是毒药，你们拿回来的都是人家的战伤用药，你看，这是沙发米德，我们也在用嘛。”老吕脸红了，他是老司药，脸上露出难为情的样子，说：“怪我没认真看，饥不择食了。”
我后悔不已，捡来的一箱子饼干全报废了。
我经历的朝鲜战争（十）
刘家驹
我们又开始后撤了，传来的命令是十万火急。美国人摸准了我们的补给已断线，他们不再像战役第一阶段那样不敢尾追，这次竟放心大胆地撒出了五个先遣快速纵队，从我们6个军的战斗分界线楔入，用坦克开路，迅速深入到我后方，俘虏了我们一个师（第180师）。我们兵团的20万大军阵脚乱了，撤退已无序，滚滚人流都争先恐后挤在一条公路上逃命。实在跑不动的，就倒在路边呻吟，叫骂，公路边的沟里，几付遗弃的担架上，伤员呼天唤地哭嚎，谁也顾不上谁。我的体力严重透支，困倦已极，跑动中连连摔跤。我突然想起挑夫班长担子中有鸦片，我要他放下担子，给我弄出一小块来。我用纸卷起，点上火，猛吸了两口。烟气实在难闻，又满嘴苦涩，咳嗽不止，走在我身后的老吕上来警告说：“这是生烟啊，止痛用药，你要吃死的。”我惊恐地扔掉烟卷。挑夫班长递给我一盒万金油，我抠了一点抹在太阳穴上，凉凉的，神志开始兴奋了，从路边拾来一根树棍拄着。挑夫班长让我揪住他挑担上的绳子跑，还要我闭上眼，果然我神情懵懵的，两耳已听不见周围马嘶人叫，两条腿成惯性迈动。
迷糊中有人在我身后推了一把，说：“前边有匹骡子给飞机打死了，赶快去看看，搞点来吃。”我一听是大好事，跌跌撞撞地跟着老吕向前奔去。果然，公路边大约有三四十人挤成一团，有吵嘴的，有打架的，我和老吕怎么也挤不进人堆。我转着圈找人缝，终不得逞，老吕眼尖，说：“你看，一条腿。”我从老吕指处发现从一个战士的两腿间露出了一只骡蹄子来，老吕抓住骡蹄子又拽又扯，怎么也不得手。我上去用头顶住那个正抢夺的战士的屁股，帮老吕合力拽住蹄子摇晃了一阵，也无能为力。突然我身后伸进来一双大手，左旋右转几下，猛力地一顿，扯出了骡子腿，我回头一看是挑夫班长。老吕用双手紧紧抱住骡子腿起身便跑，几个挤不进人堆的战士像见到希望，跟在老吕身后紧追不舍。老吕跑下了公路，在一条小溪边停下来，等我上去一看，他扔在地上的骡腿上白净净的，几乎没一点肉，几个追来的战士失望地掉头走了。
老吕不死心，说：“哪怕敲骨吸髓，我也要吃上几口。”他从身上取出一把小刀来，在骨头上刮着，真给剔下了几块薄如纸的软组织，他兴奋地说：“不错嘛，还有点油水。”我从腰间取下铝质饭盒，把他刮下的往盒里装。我又找来一块尖棱的石块在骡腿骨上刮开了，刮了半个时辰，已盛了半饭盒。老吕拾来些干树枝，我支上饭盒，点上火熬了起来。刚开锅，我的喉咙里像伸出了手，迫不及待地端起滚烫的饭盒倒出一半，狼吞虎咽地喝开了。突然想起挑夫班长，我向老吕建议给他留一些。我们各自匀出一半来，我提着饭盒拼命赶上队，递给还在跑动的挑夫班长，他怎么也不要，说：“还是你留下吧，你再不增加营养，真要倒下了。”他话语真诚，有情有义——谁说他是罪犯呢？
我又想起小冯，把剩下的骡肉汤端到她跟前。她患了夜盲症，护士长用一根绳子牵引着她，跟在护理班的班尾，那纤弱的小腿，举步似千斤，口边流着涎水。她一见我捧着半盒热乎乎的肉汤，两眼泪花涌动：“你真好！”护士长回头来一见是我，那双冒着火的眼睛变得和睦了，善意地向我点了点头。我永远记住了这充满人性的一瞬间。
我们真像拿破仑从莫斯科的大撤退，千军万马不成列。人们挤着拥着，吵架的、打斗的，乱成一团。路的两侧，有人坐着，有人躺着，分不清是死是活。一个战士坐在公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双肘抵住膝盖，手掌托住腮，两眼睁开，安详地望着每个行人。他死了，没有倒下，像一尊雕塑。人们走过都要敬佩地向他注目致敬。我和挑夫班长走到他跟前，默立良久，挑夫班长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他了不起，人都死了，还为我们送行。说不定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一样，为你们送别的。”
我经历的朝鲜战争（十一）
刘家驹
已疲累不堪的败军经两天两夜急行军，到达了北汉江，江桥已给美国飞机炸断，一个工兵营正在伐树抢修，大部队都给堵在江的南岸。这是一条独路，一边是绝壁，一边是临江的悬崖。祸不单行，我们的后方华川，已给美军快速纵队占领，开设在那里的兵站医院给连锅端了，4600伤员和300医护人员都成了人家的战利品。从华川到眼前的江桥有30多公里，敌人坦克正迂回过来断我们的后路，我们已派出一个营去阻击。
滚滚人流，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我们医院挤在中间。突然间，护士长在人群中高喊：“快给我们让路，前面有伤员，我们要去抢救！”她带领几个老女兵在前边不住地喊着、冲撞着，有牲口挡路，女兵们就掀翻了驮子，还把一辆大车推下了悬崖。饲养员破口大骂，女兵们出语更凶：“闭住你们的P嘴，你挨了枪子，老娘不会给你堵洞！”一路冲冲撞撞到了桥头，江桥中段的桁间已整体断裂，修复它恐怕要等到天明。炮弹在江岸附近爆炸，弹片在头上横飞。此时，护士长又发了神威，她振臂高呼：“女同胞们，不要等待了，赶紧趟水过河！”她纵身先跳下水，女兵们紧随其后，接着呼呼啦啦地一帮人马都进到河中，炮弹在河水中升起水柱，求生的人不顾一切扑向对岸。
步兵分队都跟着下了水，一时间，北汉江上像开锅的水饺，几千人在水中扑动。地面上，敌人的坦克炮在不住点地轰击，夜空挂满照明弹，飞机临空一拨接一拨，狂扔炸弹，激起无数水柱，织成了一道高高的水墙，死的伤的都让水冲走了，越过死亡线上岸的，就惊呼狂叫，像是庆幸他们的活着。
我们医院徒涉过江，一些不会水的女同胞站立在江岸，急得直叫唤。挑夫班长突然一声喊：“我们班都放下挑子，背人过江！”他带头背上哭叫声最高的小冯，扑扑啦啦游向河心，挑夫班的都背上人跟在他身后。他们一连来回背了三趟，医院终于突破了封锁线，人都上到了北岸，院长马不停蹄地又急速带领大家继续突围。他们走了，我和老吕停下来等挑夫班——他们背人过河后，又返回南岸搬取自己的挑子。
他们回来了，我清点人数，9人，少了挑夫班长。我问：“你们班长呢？”一个挑夫抓住两副挑子哭开了，说：“他把挑子交给我了，说不过来了。”老吕惊恐地火了：“为什么他就不过来？他想干什么？”挑夫们都闷不吭声。半晌，挑夫小李子高喊：“还不赶快走，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此时，江岸上黑压压地堆满从水中爬上来的人群，嘈杂的呼叫声响成一片。我催老吕快走，老吕气呼呼地挑起挑夫班长留下的那副担子，领着我们融入了溃逃的人群。
在路上，小李子告诉我，班长交待，他箱子的半袋炒面是留给我的。我问小李子：“他为什么不过来？还说了些什么没有？”小李子说：“我们回去搬箱子，他对我们说：‘你们都是有妻室儿女的人，还要顾家，就好好接受改造，活着回去。我什么也没有了，我走了……’”
到了后方休整。教导员在总结会上说：“这场战役，我们医院冒着敌人炮火，忍饥挨饿，收治转运伤员3700多人，有17名同志为保家卫国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出现了叛逃的……”
挑夫班长被定性为叛逃者。
在我心目中他却是一个没有过河的卒子。
据说，改革开放后，他回到大陆老家开办了一家粮食加工厂。
30年后，我出差去南方，顺便探望了小冯，她逃过了战争的劫难，幸运地随夫转业走进了东方大都会。她已是一个事业单位的人事处长。也许是对战争伤痛的感怀，她特地做了一席丰盛的家宴款待我，一再嘱咐：“要吃饱啊！”
这场战争的残酷性远不止让人析肝吐胆的饥饿。我军遭到惨重损失的真实人数官方一直没有公布，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在他的回忆录后记中只说了一句话：“牺牲了几十万同志。”前些年，彭德怀的老秘书王亚志给了我一个具体的数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负伤、阵亡、病故、失踪、被俘，共为978122人，占入朝作战总人数190万人的51.5%（这一惊人的数字还经民政部门在全国普查核实过）。
我经历的朝鲜战争（十二）
刘家驹
1952年秋，祖国赴朝慰问团来到金城前线。一天，营部通知我，说慰问团有个代表要见我。什么人？传话人说不清楚。我知道这支慰问分团来自四川，肯定是家里人带来嘱咐，我喜出望外，跟连长打了个招呼，一气跑了十多华里来到师部。慰问团住在师部附近的一条山沟的小坑道里，我见到要见我的人。他是四川省的劳模，我哥哥当年的车工徒弟，我叫他乔哥，现在已是所在丝厂的车间主任，分管动力部。他果然带来我父母的问候，好长时间没写信回家了，他们都牵挂我的死活。
代表团成员将分头给部队作鼓舞斗志的报告，谈家乡的新气象、新面貌。乔哥是搞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他悄悄告诉我重庆的肃反大逮捕，一夜就抓了七千人，镇压了好几百。他的丝厂厂长肖渊也给枪毙了，肖是留日的，有缫丝专业技能，枪毙他是有人说他是日本特务。他夫人收的尸体火化未烧尽，连肉带骨头的装了两坛子运回浙江老家。
乔哥还告诉我一件高兴的事，慰问团带来一台川剧的折子戏。最有名的演员都来了，丑角有周企何，旦角有陈书舫，他们在四十年代就红遍川南川北。过去，我在家就听老一辈人经常谈起他们的轶事，遗憾的是从未见过他们的演出。
第三天，师里安排我们山炮营观看慰问团的演出。地点在离阵地后方十多公里的一片树林里，这里有高大的落叶松，足以掩蔽500多人的活动。慰问团为我们师一天要演两场，演出时是高度的戒备，场地四周设有防空哨，敌机一来就鸣枪示警，同时，安排了慰问团和部队疏散的路线和防空地域，还专门有一个高炮营保护。
那天听完代表报告，乔哥又坐在我身边陪着我观看演出。第一个节目是周企何的《花子骂相》，花子嘲弄官僚，体现了古代的阶级斗争，周扮演的花子骂得痛快之极，四川方言幽默，看得观众满堂喝彩。第二出是陈书舫的《秋江》，她把尼姑陈妙常思凡的心境演得缠绵又细腻，直看得人回肠荡气。第三出是《小放牛》，由青年演员晓艇、晓舫（陈书舫的女儿）载歌载舞的用旧调新词赞美四川改天换地。乡音乡情唤起我们思念之情，激动地把手掌都拍痛了。最后一出是《八仙过海》，表现何仙姑、吕洞宾等仙人和虾兵蟹将大打出手，剧情说明书上说，志愿军就是八仙，打败侵略者的法宝就是全国人民作坚强后盾。乔哥兴奋的告诉我，这出戏得到七团团长的百般赞许，他对慰问团表示，他的七团要打一仗给慰问团看，邀请代表们到前线观战！
我一听十分欣喜，七团团长是川南人，1938年只身跑到陕北参了军，他的乡音未改，乡情更浓烈。我说：“好啊，让你们看看我们是怎么用真刀真枪打美国鬼子的，你回去够你摆一辈子的龙门阵！”
看戏归来，营长把各连排以上干部留下。营长只说了几句：我们准备配合七团二营五连打641（我们给敌人阵地的编号），每连弹数是240发，还有喀秋莎连、炮41团的一个105火炮连和我们协同，炮火准备时间是明天上午9时。给慰问团的表演战斗和部署就这么简单。
我们已和敌人对峙近一年，敌我阵地犬牙交错，像这样的小打小闹，每个月要打好几回，我们称之为“挤”阵地，来来回回的争夺，目的不只是争地盘，而是诱杀敌人的有生力量。比如攻打641，我们已打过好多次，无需作多大准备，说打就打，有现成的射击诸元，最大的准备就是炮弹数量。我回到阵地，连长分配给我们排60发炮弹，只需10分钟就可以打完。
我从乔哥那里知道，慰问团要来观战，观看的位置肯定是在我们阵地后面的龙凤山。龙凤山山势突兀，又居高临下，可以看到敌人一线营垒的全景，山上有师的前进指挥所，团指挥所和我们营的炮兵观测所。我还打听到，师团都安排人给慰问团做现场解说。我在电话里要求营长也安排我，营长知道我在慰问团有亲人，满口答应。
第二天，我提前来到龙凤山我们营的观测所。等了半个时辰，慰问团一行在师警卫连的护卫下爬上山来了，他们有12个代表和8个演员。据说，来的人都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他们分成7个小组，到炮兵观测所来的三位代表，自然有乔哥。
山上的指挥所都是土木结构的掩蔽部，活动面积小，只能容下三到五人，原值班的和通信人员都撤走，瞭望孔有30——50公分宽，可供三人观望。师领导担心不够，还让工兵连在附近又构筑了几个临时观察所备用。我们的观测所有一架20倍的炮对镜，一个代表往镜里瞧时，兴奋的喊开了：呀呀，敌人从工事里伸出来的枪都看见了！
我向他们三人介绍了敌我态势，这场战斗用多少炮弹打，多少人攻。他们仨听得新奇又新鲜，傻傻地张着嘴。更让乔哥感动的是，他在家乡见我时，我还是个娃娃，现在已是带兵的排长了（其实还是见习的），表扬说：老弟呀，你像个官了。
我把炮对镜对向攻击目标641，还给他们配了两个望远镜。我一边讲解，一边给他们指示目标。这是一条横向拖长的山梁，641是山梁中段隆起的山包，面积约百十平米，美军只用一个排依托水泥工事在防守。我们攻击部队从我方的610阵地出击，顺山梁到641约400米距离，为了给慰问团观看清楚，攻击路线和战斗队形，全都选择在面向我们的斜坡。三位代表听我的介绍，已急不可待，巴不得马上看到敌人灰飞烟灭。
到各观察点的代表都已在掩蔽部就位，山上出现了一片难耐的寂静，等待我们的炮火准备。9时整，龙凤山左侧喀秋莎阵地的炮火首先响起，这是苏联二战后期发明的多管火箭炮，一个齐射同时打出64发，给敌人以突然袭击。两分钟之后，百炮齐鸣，千百发炮弹从龙凤山前掠过，肉眼都看见弹丸在空中飞行，无以计数的小黑点，很像蜂群出巢，带着尖利的啸声扑向敌人的阵地！霎时间，641山头上弹着密布，一簇簇烟柱冲天而起，接着传来地动山摇的炸裂声，火光闪烁，石块泥土在硝烟中上下翻飞，三位代表看得兴奋的跳起了脚，嘴里直叫：啊呀呀，真了不得，了不得！
火炮的射击还没停，我步兵一个排从617阵地出动接敌。等炮火延伸，步兵排加快了前进的速度，边冲击边用手中枪射击。当他们离敌人阵地不到100米时，突然从残存的工事里一挺轻机枪复活了！攻击的先头班倒下了，跟进的一个班给打的往坡下翻滚。我的心沉了：我们使用了比过去打641多两倍的火力，为什么还不能彻底摧毁敌人工事？很快，团的82炮连进行火力支援，打了五分钟，敌人机枪哑了。五连的又一个排很快向641靠近，刚接敌到150米左右，敌人从642阵地上扑下来一个班，手中全是冲锋枪。过去，敌人是不敢白天反击的，为什么今天竟敢出来碰硬？我们的第二个排也给突如其来的增援火力打得趴在坡上。炮火不能支援了，因靠敌太近，怕误伤自己人，就这样僵在那里，都用自己手中武器对射。这时，我发现这场战斗的指挥者在一块石头边上正挥动手臂，不一会，后面上来一挺轻机枪，卧在他身边不住点的向641阵地射击。敌人大都趴在残留的工事、堑壕或弹坑里顽强的对我进行阻击。机枪打了一阵，丝毫不能掩护步兵前进。
我突然想到，过去我们“挤”阵地，都是多路攻击，敌人总是措手不及，惟独这次是专为代表观看，仅选择一个光秃秃的山坡，而且还是单一的路线在出击，只为看，不为战，把战士生命当了儿戏。
敌人开始在我进攻道路上进行炮火拦阻射击，五连全暴露在山坡上挨打。在岩石边的指挥员已无能为力了，我看到他把挂在胸前的一只小羊角号放到嘴里，我虽然听不到号声，但我能猜度他是在下达撤退的号令。果然，上去的两个排连滚带爬的退下来了，只剩下十几个人。
山梁上没有枪声了，战斗已停止。我们的三位代表都长叹了一口气，他们没见到消灭一个敌人，看到的是自己人死了一大堆。他们惶惑的脸上似乎都是在责怪自己，不该来看一场用生命表演的战争。
我安抚他们说，失败是兵家的常事。乔哥保证说，我们回到四川不会乱说的。
七团团长在战场上培养了争强好胜的脾性，这次却在祖国亲人跟前大丢了面子。送走慰问团，他火冒三丈，要惩处指挥战斗的二营副教导员。团长之所以用他，一是年轻，二是四川人，如让代表们看他打了胜仗，会给四川人增光添彩的。可惜他辜负了团长的期望，只能让他上天国去反省。他命令身边的赵参谋，去二营执行他的处决命令。
赵参谋到二营，把副教导员五花大绑拉到一个山沟里，举起手枪对向他脑后勺，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副教导员已泪流满面，说“我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团长！我不知道该怎么打这一仗——团长是要我表演啊！排兵布阵都是你们来制定的，我的失职是没有拿下阵地。”
赵参谋的心颤动了，这场战斗是他和团长来二营部署的，团长还特别指名要副教导员代连长指挥，自己也有重大责任。他慢慢放低了枪口，回过头对跟在身边看他执行死刑的营长和教导员说：“你们给他松绑带回去，等候发落。”
赵参谋没直接去找团长解释他不执行命令的原因，即使他敢去，也会尝到苦果。他先找了慰问团副团长，请他出面干预。这位副团长是从部队转到地方的，他和我们师政委交换意见时说，责任不在基层，不能再用干部的性命去抵偿这场战斗的损失，希望枪下留人。
副教导员给保下来了，撤职任副指导员。回国转业回四川，在一家大厂做保卫股长。
多年后，我见到已是某步校教研室副主任的赵参谋。旧事重提，他说，这明明是团长好胜喜功，不惜人命，自己下不了台，还诿过于人，要那个副教导员给他垫背。
养兵用兵，为祖国生存而战，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在朝鲜用了“保家卫国”的口号多少还体现了些爱国主义精神，可我们这位团长打的这一仗，我不知该用什么词汇来为它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