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仓促命令撤退吗【原创】

是仓促命令撤退吗【原创】

--读《THE LONG MARCH》札记（6）

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摘自《百度百科》第五次反“围剿”），依据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读了若干相关史料后，结论完全相反。

萨利斯巴瑞提到一个人—史蒂夫.纳尔逊（Steve Nelson，1903–1993），他原名Stjepan Mesaros，生于克罗地亚，1923年加入美国共产党，成为美共创始人之一，并改名。1933年，纳尔逊当了回信使，送一笔经费和王明的指示到上海。那时候，持美国护照干这种事最安全。纳尔逊回忆，撤离根据地的问题在1933年就开始讨论了，王明指示国内的领导人自己看着办。此前，蒋介石对苏区进行了第四次围剿。1932年8月下旬，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已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西征5千里去了川北；同年9月，贺龙的红三军被迫撤离湘鄂西苏区，南征7千里去了黔东。在那种局势下，江西苏区的头头们很自然会讨论是否撤离，“看着办”的结果是“御敌于国门之外”。

第五次反围剿初，红一方面军有10万人，死打硬拼下来，损兵折将6万，江西苏区地盘也缩小了6成。仅广昌一役（1934年4月11日至28日）就有4千人阵亡，2万人受伤。广昌失守，“通道打开了，对蒋介石来说，占领50英里外的端金只是迟早而已。”（萨利斯巴瑞语）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而言，只有一条生路—突围转移。

蒋介石并没有抓住战机乘胜直取瑞金，而是听从希特勒派来的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碉堡战略，让“国民党军队极其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一路上修碉堡、筑工事(上一年共修了三千个碉堡)，控制了所有的通道。这些碉堡在共产党人周围逐步形成一个坚固的包围圈。”（萨利斯巴瑞语）企图最终将中共置于死地。冯.塞克特也像李德一样不了解中国，割据的军阀并不听老蒋调动，贻误的战机确失不再来。

危局下，红一方面军有了喘息机会。从1934年春，江西苏区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征兵、征粮、征草鞋。萨利斯巴瑞首次透露，到1934年10月8日，红一方面军花名册上的兵力有86,859人，对外仍号称10万。当时苏区只剩6个县，半年征兵4万，不乏强征现象。

有些准备在悄悄进行。1934年春，毛泽东派他的警卫员吴吉清去帮助毛泽民，把以前藏在山洞里的大批银元取出来。造币厂铸出了更多的银元，还有金纽扣、金鞋拔子，都准备发给士兵在路上当钱用；军工厂派人到旧战场捡回弹壳加紧制造子弹，铅不够就用木头做弹头；被服厂加紧赶制棉服；X光机、发电机、印刷机等舍不得扔掉的笨重器械在加紧打包；带不走的东西被秘密掩埋，甚至炸毁。

1934年7月，粟裕率红七军团先行撤离瑞金，向东突围加入方志敏的红十军团。8月，肖克率红六军团向西南突围去会合贺龙的红三军。萨利斯巴瑞不明白这是什么目的，他也没从被采访人那里得到答案。我看这是探路，因为后来一方面军和中央纵队撤离初期就是走了肖克那条路。

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在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密布，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为最终撤离做舆论准备。

最大量、最艰难的准备工作是处理人。数万伤病员，只能就地遣散，直到主力撤离，仍有1万多伤病员甩给了奉命留守的项英和陈毅。陈毅自己就是个伤员，长征前1个多月在前线负伤一直未愈。

毛泽东那时候病得也不轻，患疟疾，俗称“打摆子”。他后来引用过一首打油诗讽刺张闻天，“冷来时冷得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在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破，颤时节颤得牙关挫......”那应该是毛本人患病时的感同身受，但毛不再留守之列。并非当时强势的“亲苏派”不想赶走他，而是共产国际的头头季米特洛夫（1882-1949）认为把毛留在中共高层有利。有这个护身符，毛保留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虚位，1934年1月还恢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苏派”只能把毛挤到离瑞金120多里的于都去搞调查，把他排除在决策圈外。

真正倒霉的是“亲毛派”。邓小平那时候就被撤职，以普通一兵身份开始长征，比其他人还得算万幸。“毛的许多亲近的人都在留守名单中。毛的弟弟毛泽覃及其妻子贺怡（贺子珍的妹妹）；毛的朋友、湖南同乡、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曾任共产党总书记、已被罢免的瞿秋白（患肺结核）；陈毅司令员；共产党早期党员、毛的支持者贺昌；毛的另一个拥护者、宁都起义部队后来的领导人之一刘伯坚等等，许多人。”（萨利斯巴瑞记述）这几位里活到1949年中共掌权后的只有陈毅和贺怡，其余都在留守1年内牺牲。

比起雇用数千挑夫搬运那些笨重的机械和那些有用无用的文档，带走这几位真那么难？借机排除异己是也。更残酷的是借肃反直接肉体消灭，1934年江西苏区究竟又杀了多少人至今并不清楚，萨利斯巴瑞的文中也丝毫没有提及。我猜是那些受访者有意回避，因为那直接责任者里有周，毛也脱不了干系。这是另一个题目，不在此赘述。总之，经过半年的准备，撤离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1934年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22周年国庆日。阳光明媚，正午刚过，有一百多人聚集在梅坑村外。他们都不是开庆祝会的群众，而“都是被派往休养队的老、弱、伤、病和妇女。每人一袋干粮，十斤米，但愿够吃十天的。另外，每人还有一条毯子，一包换洗衣服，一把梳子，一把刷子，一个笔记本，可能还有一个手电筒，一些备用电池、肥皂、一两本书及其它一些必需品。每人腰带上都挂着一个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牙刷和毛巾。”（萨利斯巴瑞记述）这群人中徐特立，时年57；谢觉哉，50；董必武，48。按现在的标准他们还不够老，此一时彼一时。著名的妇女有蔡畅，38；贺子珍，25，当时正怀孕。为这些人都配备了马匹。他们当夜出发，目的地是于都，要走两天。

“中央机关10月12日到达于都，又乘夜色朦胧穿过了于都。几千名挑夫（一天付一块银元），挑着苏区的大量财物――印刷机、纸币镌版、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X光机、满载重要（及不重要）文件资料的箱子，红军储备的银元、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线等等。”（萨利斯巴瑞记述）

10月15日，毛泽东还在于都给留守的所有党政干部们开会，告诉他们，红军正在撤出，今后应如何工作。我没见过有关那次会议的回忆，与会者情绪肯定不会好。

“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和大约二十名随从，包括警卫员、他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在于都北门旁一所房子的石板地小院子里集合。他们走出院子，和中央纵队的其它单位会合了。毛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留下了他那有九个口袋的旅行包。”（萨利斯巴瑞记述）

长征的初期虽然是夜行晓宿，但颇具诗意。10月的秋风，皎洁的月光，行进间的各连队之间甚至相互拉歌，完全不像是突围。广大指战员并不知道，那是周恩来、朱德等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说服广东军阀陈济棠，他不但让出一条40华里的通道，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利用地方军阀与老蒋的矛盾，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碉堡战略”遇上“中国特色”也只能无可奈何。

事情要是一直那么顺，以后就没老毛什么事儿了。兵贵神速可以说是常识，“三人团”却栽在这上面。那是后一段历史，不再本文讨论之列。

我想，对于看到这里仍然坚持“仓促说”者，我也只能无可奈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