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与王明【原创】

第五次反围剿与王明【原创】

--读《THE LONG MARCH》札记（5）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

--摘自《百度百科》第五次反“围剿”

我50年前好歹念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共中央于1945年4月20日作出的，那时候已经痛痛快快承认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至今还有人羞于言败，真让我感叹。

第五次反围剿发生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军事惨败迫使红军撤出苏区开始长征。王明（1904—1974）没在现场，他当时根本就不在中国，他在莫斯科啃着“褐列巴”（俄语“面包”译音），喝着“恰伊”（俄语“茶”译音），靠隔空13,760里的电报与苏区联系。由于当时苏区电台的功率不够大，来往电报还都要经上海中转。王明从没到过那个被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地方，也没去过任何其它苏区。而且，早在1931年10月他就去苏联了。行前王明做过3个月中共中央临时召集人，临走时他把这差事交给了师弟—博古（1907—1946）。从王明1929年4月由莫斯科来上海到那次返回苏联，他在中国只待了880来天。再早，王明于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读马列，同年加入中共。其间，他只在1927年3—5月，做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巴威尔·亚历山大洛维奇·米夫，1901—1939）的翻译来了趟中国。

1931年10月王明返回苏联时，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头衔，刚到莫斯科3天，就被米夫举荐，担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要职。那阵儿中共就像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早请示、晚汇报要由王明转呈；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最高指示通过王明下达；共产国际（实为苏共）支援中共的钱、物都由王明经手。王明有句名言：“对共产国际的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所谓王明路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这说法到1945年还是太敏感，于是在前述那份决议里被屏蔽了。

王明1925年去莫斯科的时候21岁，在中山大学读了一肚子马列，说得一口流利俄语，对本国情况缺乏研究，照本宣科，生搬教条不足为奇。当时中共高级领导人物中张国焘、瞿秋白、李立三都有留苏背景。而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陈昌浩、凯丰、夏曦等在莫斯科是都属于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小圈子，尽管那只是个松散的小宗派，还是对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至于“左”，在主张暴力革命推动社会变革的人群中根深蒂固，老毛把它演绎到了极致，今天仍有少壮人士继承，并非王明所独有。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直接责任人是博古、周恩来、李德（奥托.布劳恩，1900—1974），当时被称为“三人团”， 萨利斯巴瑞按西方习惯称之为“三驾马车”。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面对一嫩、一软俩搭档，他成了军事指挥“一把手”。战略上“碉堡对碉堡”，战术上“短促突击”，都出自李德。博古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只不过是首创个新短语，他不懂军事，对李德言听计从。周恩来带领南昌起义军队在广东溃败后受到处分，早没了对张国焘拍桌子的锐气。“三人团”商量事情极其诡秘，没有文字记录，外人只有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在场。哪些责任要周恩来负，至今并不清楚，但按三人分工，他是军事最高负责人。

第五次反围剿那阵子毛泽东说话不管用，“他两次提出建议，都遭到李德和博古的拒绝。他每次都建议红军放弃阵地防御，迂回穿插到国民党封锁线之后，越过碉堡群，袭击敌人后方。有一次他主张向东挺进浙赣，进而直取南京；后来又建议打进湖南。”（萨利斯巴瑞记述）“放弃阵地防御”是审时度势，“直取南京”可实属冒险盲动，毛的建议也并非一贯正确，他那时候还没形成人民战争思想。

说句题外话：大千世界并非黑白分明，黑白间是灰，还可以分深灰、浅灰。更有红橙黄绿青蓝紫组成彩色斑斓的图像。红外波段、紫外波段人眼看不到，有些动物却能察觉。这么看历史人物，反而比什么两条路线、阶级分析、种种主义的说法更真。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件事上，王明、博古、周恩来、李德各有各的账。修史以“利益”为纲，只会网到“不实”。 免提李德，避说恩来，都不是正路。直面历史不光要有一个智慧的脑，更要有一颗诚实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