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美国美眉吃月饼【原创】

请美国美眉吃月饼【原创】

望着明月、彩云、夜空，在这临近中秋的时候，我不知为何想起了那5个美国美眉。11年前她们和我在同一所技术学院，同一个班一起学习护理。那个班统共也就我们6人。她们都是白人。年龄最小的是Elle，她是当年高中毕业直接来上学的，而且毫无顾忌地告诉我，她19岁。另外那4位不便打听岁数，我看面相和听她们聊自己家庭琐事，猜大约都在30左右。

我说她们是美眉并不夸张，各个眉形清晰，看不出描、纹的痕迹，还都是大眼睛、双眼皮。浓密卷长的睫毛真假难辨，毫不回避的目光，露齿一笑，眼一眨，眉一挑，分明传递出友好和善意。

第一天开始都要自我介绍一番。也许我的资历获得她们格外尊重，那以后我一进教室她们就会鼓掌欢迎，使我在心情最低沉的时候，得到了上扬的支持力。

那个班上，念得最费劲、最有可能学不下来的无疑是我。那么多涉及解剖、生理、医药、法律的名词，我以前从来没学过，以致我的书上每页都密密麻麻地用铅笔标满中文。而她们对于我磕磕巴巴地提问，从来都细心听，耐心讲，直到她们相信我真明白了为止。

许多技能训练都要接触肌肤，比如练习使用听诊器，分辨左右心房和心室的收、张音，听气管、支气管、肺叶的呼吸声，要拿着探头在胸部不同部位按压。为打消我的顾虑，她们都主动过来先要我躺在诊疗台上让她们练，然后很自然地转过来让我练。我很感动，但没有溢于言表。

在我们完成最后实习，取得学院的合格证，即将分手的时候，她们提出办个小party。那也正是中秋时节，我就想到买点儿月饼请她们尝尝。西雅图有个华人作坊，制作“迷你”广式月饼，每个体积也就三个乐之饼干摞起来那么大，很适于品尝，我买了些。

那是她们第一次品尝月饼（moon cake），我本以为她们会爱吃，借机让她们带些回去，表达我的谢意。可她们并不爱吃，只有1人勉强吃完。我那时才忽然明白，她们都是吃奶油长大的，广式月饼的馅儿里有猪油，她们不会喜欢。要是早知道，买一大盒乳酪蛋糕（cheesecake）就好了。

以后我们都各自通过了州政府的考试，从此就再无联系。11年不算多长，可我只能想起5位美眉中3位的名字—Melissa, Dorsey, Elle。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她们帮助过我，鼓励过我。也许我此生再也没有机会感谢她们。对着一轮皓月，我默默地说：祝福你们，5位普通的美国人！愿你们幸福、安康！

14人游行【原创】

14人游行【原创】

9月23日下午，雅利安联盟的14名成员在华盛顿国会山游行，前面有警车开道（下图）。

警察、防暴队在两侧左隔右挡（下图）。

 

后面也被骑警堵了个严实（下图）。

 

雅利安联盟是个白人至上主义组织，最近有个南非的白人农场主遇害，他们小题大作打出“停止在南非对白人种族灭绝”标语（下图）。

 

几位领头人的嘴脸欠和善，偏激自大，久而久之都会变成这模样（下图）。

 

美眉在呼唤反对种族主义的人们跟上来（下图）。

 

辣妹指着那14个人大声说：“你们的每个行动都是在危害社会！”（下图）

 

黑老弟有点儿搂不住火，路旁的保安赶紧上去拉住他。他说：“我从3岁起就生活在这儿，这是我的城市，我就容不得这些纳粹！”（下图）

 

反种族主义的人群越聚越多，多次阻挡那一小撮白人至上份子的行进。（下图）

 

群众事先并不知道有这个游行，都是路过碰上临时聚集，又有警察维持秩序，所以没有出现暴力行为。这个事件和平结束。

跟老美谈论钓鱼岛【原创】

跟老美谈论钓鱼岛【原创】

别以为老美多关心钓鱼岛的事儿，我看绝大多数老美不仅没有兴趣而且全然不知。这位老美例外，他是属“香蕉”（黄皮白瓤）的，爷爷那辈儿从广东台山来到美国，本人美国生美国长，还跟骆家辉一样，也姓Luke（骆）。他跟我聊想知道点儿中国现代的事儿，也学点儿中文。我借机跟他了解点儿老美民俗，也学点儿美语。钓鱼岛的事儿美国电视上看不到，CCTV他又看不懂，于是乎问我的频度比原先高了不老少。

我告诉他，“钓鱼岛巴掌大，至今没有居民。大概是日本投降那年，1945年吧，罗斯福要把整个琉球群岛给老蒋，老蒋不要。就这么着，在美国托管若干年后和琉球群岛一起交给了日本，现如今还是归日本管着。你看，那几个中国人上了钓鱼岛，被日本警察带走了吧？就是日本人擅自登岛也会被他们的警察带走。”

“那日本人还买岛做什么？Why?”Luke跟白人一样瞪着眼，半张着嘴，两手摊开，一脸问号。

我拍了拍他肩膀，“老弟，这你就不懂了，石原……”我一时不知如何把日本名翻译成英文，只得在纸上写“石原慎太郎”，指着名字说，“这老小子—那个东京市长—就是想挑事儿，捞政治资本。他一开始就说：日本政府应该买钓鱼岛，如果政府不买，我石原就以东京都的名义买。给野田政府出个难题。你看那野田，脸上有半点儿笑模样吗？紧张兮兮快得焦虑症了。石原不在乎中国人的感受，我看他有意激怒中国人，看街头暴乱的笑话。现在石原超满意了。我敢说，这位东京市长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超现任北京市长。日本人这边儿还会给石原加分儿。他偷偷乐得合不拢嘴，不定又挤咕了几下子眼皮呢！政客鬼把戏大大地！”Luke好像听懂了，跟着笑起来。

过了两天，Luke过来拍我肩膀：“Yuong！”他像众老美一样发不了“Yong”音，“你说对了，罗斯福是说过要把琉球群岛给蒋介石（我听着像‘枪该射’），而且说过两次。不过那不是在1945年而是1943年。”

“有那么早吗？等我有空儿查查看。”

见我不大相信，Luke拿了几张英文资料给我看，那是他搜集并打印出来的。噢，那是1943年，中美英三方开罗会议时候的事儿。11月23日晚和11月25日，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提起日本归还满洲、台湾，罗斯福提出把琉球群岛归于中国。老蒋之前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琉球群岛，于是建议由中美共管，其实是推脱。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开罗宣言第一稿是美国人起草的，相关段落提出日本归还满洲和台湾给中国，是丘吉尔在“台湾”后面加上了“澎湖列岛”最后定稿。老蒋的疏忽可见一斑。

见我先点了点头，又微微摇了摇头，Luke知道我看明白了，就接茬儿问：“为什么几十年不提这事儿，现在又提起来了？”

“老蒋犯了个傻，他活着的时候不会愿意再提这档子事儿。”

“En Hen。”Luke像美国人一样用鼻音表示赞同，转而问：“那毛的态度呢？”

“老毛50、60年代以美国为主要敌人，支持冲绳岛人反美，那时候大陆官方使用日本的‘尖阁列岛’取代台湾的‘钓鱼台’。到70年代初忙着和日、美建交，‘一个中国’的问题最主要，钓鱼岛的归属暂时不提。总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吧？”

“En Hen。”

“倒是一批台湾留美学生，听说美国结束托管后，要把琉球群岛、尖阁列岛交给日本，非常愤怒，发起‘保钓运动’。所以，钓鱼岛问题也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

“那是民间意见，官方态度是什么？”Luke像记者那样提问，好像我是个官方发言人。

“就我所知，50、60年代大陆、台湾官方都没有对美国托管琉球群岛捎带上钓鱼岛提出过异议。在保钓运动出现后，官方大体上是赞同舆论诉求，限制登岛行动。”

“有人说，官方态度趋硬是为了钓鱼岛附近海底的石油。”估计Luke是从亲属那里听到这个说法。

“你也听人这么说呀！我刚听说的时候，也觉得有理。细查起来，所谓海底石油只是‘也许有’。钓鱼岛东面是个大海沟深达2900多米，现有技术还不足以勘探。西面海底比较浅，可是也没有勘探过。也许中日双方在为这‘也许有’的石油而争吧，不过谁都没挑明，都说是为了主权。”

也不总是Luke问我答。有回我问他：“你说，拿历史来证明主权管用吗？”

“什么意思？”Luke没明白。我向老美提问经常得解释一番对方才能懂，Luke也不例外。

“比如，老墨对你说：‘德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以前属于墨西哥，美国佬不地道，抢走了。现在应当归还！’”

“No…No，No，No，No。”Luke听明白了，一边摇头，一边摇着食指加重语气，一连说了5个No，他脑子转弯还挺快，接过我的话茬儿：“英国佬还会说美国的地盘原来属于他们，没等英国佬说完，印第安人又跑出来说：‘这片土地自古就是我们的！’那就乱套了。”

我说：“我的问题是，他们能用这个理由争回主权吗？”

“No！Absolutely No（绝对不成）！”

我接着问：“为什么？”

“美国都建国两百多年了，还可能回到过去吗？总得尊重既成事实啊。”牵扯到美国，Luke自然不会站错队。

我接着他的话茬儿说：“中国现在的被动就在这里，日本人又管辖那个岛好几十年了，也是既成事实。”

“照你这么说，‘枪该射’这个错就扳不回来了？”只要不牵扯美国，Luke就会偏向中国。

“以钓鱼岛不属于琉球群岛为据，在国际上还站得住脚。国际仲裁会相当劳神耗时。好在这本来就是个局部小问题，现在改口‘理性爱国’，‘持久战’，虽然晚了点儿，总算没听‘枪该射帮’煽呼。别让石原之流钓了‘愚’，为一个巴掌大的岛，误了反腐败、促政改、提高民生国力的大事。”

“难道就没个法子惩治一下这个石原慎太郎了？”Luke心不甘。

“烧石原画像和刺杀石原都不可取，除此以外我也想不出别的。你有好主意吗？”

Luke摇着头走开了。

是仓促命令撤退吗【原创】

是仓促命令撤退吗【原创】

--读《THE LONG MARCH》札记（6）

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摘自《百度百科》第五次反“围剿”），依据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读了若干相关史料后，结论完全相反。

萨利斯巴瑞提到一个人—史蒂夫.纳尔逊（Steve Nelson，1903–1993），他原名Stjepan Mesaros，生于克罗地亚，1923年加入美国共产党，成为美共创始人之一，并改名。1933年，纳尔逊当了回信使，送一笔经费和王明的指示到上海。那时候，持美国护照干这种事最安全。纳尔逊回忆，撤离根据地的问题在1933年就开始讨论了，王明指示国内的领导人自己看着办。此前，蒋介石对苏区进行了第四次围剿。1932年8月下旬，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已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西征5千里去了川北；同年9月，贺龙的红三军被迫撤离湘鄂西苏区，南征7千里去了黔东。在那种局势下，江西苏区的头头们很自然会讨论是否撤离，“看着办”的结果是“御敌于国门之外”。

第五次反围剿初，红一方面军有10万人，死打硬拼下来，损兵折将6万，江西苏区地盘也缩小了6成。仅广昌一役（1934年4月11日至28日）就有4千人阵亡，2万人受伤。广昌失守，“通道打开了，对蒋介石来说，占领50英里外的端金只是迟早而已。”（萨利斯巴瑞语）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而言，只有一条生路—突围转移。

蒋介石并没有抓住战机乘胜直取瑞金，而是听从希特勒派来的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碉堡战略，让“国民党军队极其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一路上修碉堡、筑工事(上一年共修了三千个碉堡)，控制了所有的通道。这些碉堡在共产党人周围逐步形成一个坚固的包围圈。”（萨利斯巴瑞语）企图最终将中共置于死地。冯.塞克特也像李德一样不了解中国，割据的军阀并不听老蒋调动，贻误的战机确失不再来。

危局下，红一方面军有了喘息机会。从1934年春，江西苏区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征兵、征粮、征草鞋。萨利斯巴瑞首次透露，到1934年10月8日，红一方面军花名册上的兵力有86,859人，对外仍号称10万。当时苏区只剩6个县，半年征兵4万，不乏强征现象。

有些准备在悄悄进行。1934年春，毛泽东派他的警卫员吴吉清去帮助毛泽民，把以前藏在山洞里的大批银元取出来。造币厂铸出了更多的银元，还有金纽扣、金鞋拔子，都准备发给士兵在路上当钱用；军工厂派人到旧战场捡回弹壳加紧制造子弹，铅不够就用木头做弹头；被服厂加紧赶制棉服；X光机、发电机、印刷机等舍不得扔掉的笨重器械在加紧打包；带不走的东西被秘密掩埋，甚至炸毁。

1934年7月，粟裕率红七军团先行撤离瑞金，向东突围加入方志敏的红十军团。8月，肖克率红六军团向西南突围去会合贺龙的红三军。萨利斯巴瑞不明白这是什么目的，他也没从被采访人那里得到答案。我看这是探路，因为后来一方面军和中央纵队撤离初期就是走了肖克那条路。

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在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密布，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为最终撤离做舆论准备。

最大量、最艰难的准备工作是处理人。数万伤病员，只能就地遣散，直到主力撤离，仍有1万多伤病员甩给了奉命留守的项英和陈毅。陈毅自己就是个伤员，长征前1个多月在前线负伤一直未愈。

毛泽东那时候病得也不轻，患疟疾，俗称“打摆子”。他后来引用过一首打油诗讽刺张闻天，“冷来时冷得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在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破，颤时节颤得牙关挫......”那应该是毛本人患病时的感同身受，但毛不再留守之列。并非当时强势的“亲苏派”不想赶走他，而是共产国际的头头季米特洛夫（1882-1949）认为把毛留在中共高层有利。有这个护身符，毛保留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虚位，1934年1月还恢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苏派”只能把毛挤到离瑞金120多里的于都去搞调查，把他排除在决策圈外。

真正倒霉的是“亲毛派”。邓小平那时候就被撤职，以普通一兵身份开始长征，比其他人还得算万幸。“毛的许多亲近的人都在留守名单中。毛的弟弟毛泽覃及其妻子贺怡（贺子珍的妹妹）；毛的朋友、湖南同乡、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曾任共产党总书记、已被罢免的瞿秋白（患肺结核）；陈毅司令员；共产党早期党员、毛的支持者贺昌；毛的另一个拥护者、宁都起义部队后来的领导人之一刘伯坚等等，许多人。”（萨利斯巴瑞记述）这几位里活到1949年中共掌权后的只有陈毅和贺怡，其余都在留守1年内牺牲。

比起雇用数千挑夫搬运那些笨重的机械和那些有用无用的文档，带走这几位真那么难？借机排除异己是也。更残酷的是借肃反直接肉体消灭，1934年江西苏区究竟又杀了多少人至今并不清楚，萨利斯巴瑞的文中也丝毫没有提及。我猜是那些受访者有意回避，因为那直接责任者里有周，毛也脱不了干系。这是另一个题目，不在此赘述。总之，经过半年的准备，撤离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1934年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22周年国庆日。阳光明媚，正午刚过，有一百多人聚集在梅坑村外。他们都不是开庆祝会的群众，而“都是被派往休养队的老、弱、伤、病和妇女。每人一袋干粮，十斤米，但愿够吃十天的。另外，每人还有一条毯子，一包换洗衣服，一把梳子，一把刷子，一个笔记本，可能还有一个手电筒，一些备用电池、肥皂、一两本书及其它一些必需品。每人腰带上都挂着一个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牙刷和毛巾。”（萨利斯巴瑞记述）这群人中徐特立，时年57；谢觉哉，50；董必武，48。按现在的标准他们还不够老，此一时彼一时。著名的妇女有蔡畅，38；贺子珍，25，当时正怀孕。为这些人都配备了马匹。他们当夜出发，目的地是于都，要走两天。

“中央机关10月12日到达于都，又乘夜色朦胧穿过了于都。几千名挑夫（一天付一块银元），挑着苏区的大量财物――印刷机、纸币镌版、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X光机、满载重要（及不重要）文件资料的箱子，红军储备的银元、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线等等。”（萨利斯巴瑞记述）

10月15日，毛泽东还在于都给留守的所有党政干部们开会，告诉他们，红军正在撤出，今后应如何工作。我没见过有关那次会议的回忆，与会者情绪肯定不会好。

“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和大约二十名随从，包括警卫员、他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在于都北门旁一所房子的石板地小院子里集合。他们走出院子，和中央纵队的其它单位会合了。毛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留下了他那有九个口袋的旅行包。”（萨利斯巴瑞记述）

长征的初期虽然是夜行晓宿，但颇具诗意。10月的秋风，皎洁的月光，行进间的各连队之间甚至相互拉歌，完全不像是突围。广大指战员并不知道，那是周恩来、朱德等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说服广东军阀陈济棠，他不但让出一条40华里的通道，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利用地方军阀与老蒋的矛盾，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碉堡战略”遇上“中国特色”也只能无可奈何。

事情要是一直那么顺，以后就没老毛什么事儿了。兵贵神速可以说是常识，“三人团”却栽在这上面。那是后一段历史，不再本文讨论之列。

我想，对于看到这里仍然坚持“仓促说”者，我也只能无可奈何了。

第五次反围剿与王明【原创】

第五次反围剿与王明【原创】

--读《THE LONG MARCH》札记（5）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

--摘自《百度百科》第五次反“围剿”

我50年前好歹念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共中央于1945年4月20日作出的，那时候已经痛痛快快承认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至今还有人羞于言败，真让我感叹。

第五次反围剿发生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军事惨败迫使红军撤出苏区开始长征。王明（1904—1974）没在现场，他当时根本就不在中国，他在莫斯科啃着“褐列巴”（俄语“面包”译音），喝着“恰伊”（俄语“茶”译音），靠隔空13,760里的电报与苏区联系。由于当时苏区电台的功率不够大，来往电报还都要经上海中转。王明从没到过那个被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地方，也没去过任何其它苏区。而且，早在1931年10月他就去苏联了。行前王明做过3个月中共中央临时召集人，临走时他把这差事交给了师弟—博古（1907—1946）。从王明1929年4月由莫斯科来上海到那次返回苏联，他在中国只待了880来天。再早，王明于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读马列，同年加入中共。其间，他只在1927年3—5月，做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巴威尔·亚历山大洛维奇·米夫，1901—1939）的翻译来了趟中国。

1931年10月王明返回苏联时，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头衔，刚到莫斯科3天，就被米夫举荐，担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要职。那阵儿中共就像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早请示、晚汇报要由王明转呈；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最高指示通过王明下达；共产国际（实为苏共）支援中共的钱、物都由王明经手。王明有句名言：“对共产国际的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所谓王明路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这说法到1945年还是太敏感，于是在前述那份决议里被屏蔽了。

王明1925年去莫斯科的时候21岁，在中山大学读了一肚子马列，说得一口流利俄语，对本国情况缺乏研究，照本宣科，生搬教条不足为奇。当时中共高级领导人物中张国焘、瞿秋白、李立三都有留苏背景。而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陈昌浩、凯丰、夏曦等在莫斯科是都属于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小圈子，尽管那只是个松散的小宗派，还是对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至于“左”，在主张暴力革命推动社会变革的人群中根深蒂固，老毛把它演绎到了极致，今天仍有少壮人士继承，并非王明所独有。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直接责任人是博古、周恩来、李德（奥托.布劳恩，1900—1974），当时被称为“三人团”， 萨利斯巴瑞按西方习惯称之为“三驾马车”。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面对一嫩、一软俩搭档，他成了军事指挥“一把手”。战略上“碉堡对碉堡”，战术上“短促突击”，都出自李德。博古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只不过是首创个新短语，他不懂军事，对李德言听计从。周恩来带领南昌起义军队在广东溃败后受到处分，早没了对张国焘拍桌子的锐气。“三人团”商量事情极其诡秘，没有文字记录，外人只有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在场。哪些责任要周恩来负，至今并不清楚，但按三人分工，他是军事最高负责人。

第五次反围剿那阵子毛泽东说话不管用，“他两次提出建议，都遭到李德和博古的拒绝。他每次都建议红军放弃阵地防御，迂回穿插到国民党封锁线之后，越过碉堡群，袭击敌人后方。有一次他主张向东挺进浙赣，进而直取南京；后来又建议打进湖南。”（萨利斯巴瑞记述）“放弃阵地防御”是审时度势，“直取南京”可实属冒险盲动，毛的建议也并非一贯正确，他那时候还没形成人民战争思想。

说句题外话：大千世界并非黑白分明，黑白间是灰，还可以分深灰、浅灰。更有红橙黄绿青蓝紫组成彩色斑斓的图像。红外波段、紫外波段人眼看不到，有些动物却能察觉。这么看历史人物，反而比什么两条路线、阶级分析、种种主义的说法更真。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件事上，王明、博古、周恩来、李德各有各的账。修史以“利益”为纲，只会网到“不实”。 免提李德，避说恩来，都不是正路。直面历史不光要有一个智慧的脑，更要有一颗诚实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