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长道短话“共富”【原创】

说长道短话“共富”【原创】

 我喜欢“共富”这个缩语，缩减到只剩俩字儿还能表达原意，不像“三忠于”“四无限”“七个誓死捍卫”，我亲历过那个时代，如今却记不清那都是些什么了。“共富”是我小时候接受的理想，那时候不说“共同富裕”而说“共产主义”，那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如今我把它归入“共富”。

小时候“共富”在我的心目中就是桃花源+电气化，还深信，长大后我就会生活在那幅画里。我这辈子感到离那幅画最近的时候是1958年。报纸上激情宣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激动人心的口号不绝于耳。宣传画里豆角大得像条船，玉米秆直上云霄，本来只能亩产百十斤粮食的地被吹成亩产万斤。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毫不顾忌自己在农业方面是个门外汉，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发表《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一文。这下子，连农民出身的老毛都“高瞻远瞩地”考虑“粮食多了吃不了怎么办？”这样的问题了。

那年我在北京一零一中上初一，三餐饭在学校食堂可以敞开肚皮吃，可惜我个头小，吃不了多少。学校占据圆明园遗址一角，在福海南边。操场边有条土路直通圆明园遗址的野地，我曾和几个同学到那里找嵌在破碎石料里面的铁块儿，敲出来搬回学校供炼钢用。有个星期天，学校要放个日炼10吨钢的小“卫星”，校园里那个土炼钢炉烧得通红，部分高年级学生和几个老师三班倒不停炉。晚上我兴奋地睡不着觉，在炉旁看着插不上手干着急。至今我还记得，可亲可敬的文校长手拿两米多长钢制“炒勺”在炉前“炒钢”的样子。那些铁块被砸碎，放到土炉里，只能烧红，乱“炒”一通后，取出来放入铸铁制成的模子，用木夯边夯边冒火，最后得到一块渣样“钢”坯。按说文校长是化学教师出身，他应该知道炼钢的原理。生铁炼钢是个高温去碳过程，首先要把生铁融化成铁水。仅仅把铁块烧红，无法去掉里面的碳，白白烧掉许多煤，扒拉出来的还是生铁，份量还会比原来少。

大轰大嗡、大吹大擂仅一年就显出败势。但老毛不知悔，借打倒彭德怀批右倾，连说大跃进有缺点都不成。报上还在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1959年秋，父亲带我们三兄弟去十三陵玩儿，中午去饭馆吃饭，服务员说要粮票，还说是县里（北京市的远郊昌平县）统一规定。那时候城里的饭馆还不要粮票，怎么才离开市区几十里地就不一样了？我感到很奇怪。那天我们直到天黑回到城里才吃上饭。入冬的时候，城里饭馆也要粮票了，而且无论是饭馆还是食品店，可吃的东西越来越少，要票证的东西越来越多。同学们的粮食定量一下从每月36斤减到29斤，有个女同学自愿减到21斤，说每天吃7两就够。到食堂就餐每人每顿三两粮，双蒸饭、搀小球藻的窝头、一小勺烂白菜，只有大木桶清水汤管够。饥饿感在同学中蔓延，课后都不约而同地回宿舍，躺在床上用手指按小腿看看是不是浮肿。体育课停了，昔日龙腾虎跃的操场顿时没了人影。有一天早上，我在学校稻田边看到一个农民饿得倒在地爬不起来，我愣愣地看了几分钟，想叫身后路过的同学帮忙扶那个农民坐起来，竟然没人搭理。最后，我也只能一步三回头地走开。等下午放学，我带着省下的半个窝头再到那里看，人已经不见了。往回走的路上，我吃着那半个窝头，难以下咽，眼里憋出了泪水。

现在知道，那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比起饿死的3755万人，我每天能吃到9两粮食已是万幸。我这辈子感到最饥饿的时候是1960年，那也是工资差别最小的时候。1955年取消供给制时，高低工资相差31.1倍；到1960年这个差别缩小到20.2倍。在老毛领导下，新中国成立11年后，不是靠提高低收入，而是靠几次降低高级干部工资来缩小差别，缩小到多数人都饿肚子。1960年的工资标准一直延续到1985年。

我没有找到农民收入的资料，当年饿死的绝大多数是农民，人吃人的事在多地发生。我只知道，老毛为此曾7个月不吃肉，名义上退居二线，让刘主席出面收拾残局。有一天，老毛在自家游泳池里戏水，刘主席心急火燎来汇报工作，老毛讥讽刘“顶不住”，惹得刘主席说了句犯上的话：“人相食，你我要上史书的！”我不知道，这期间老毛对恢复经济出过什么“高招”。

据说是陈云出主意，拿出些库存食品放到市场上卖高价，允许钱多的那少部分人先多吃起来，还可以回笼些货币。那时候北京的孩子们中流行个顺口溜：

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

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上医院。

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要上吊。

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老头肚子疼。

后来分等级给干部食品补助，科处级干部每人每月补助一斤糖、一斤黄豆，局、部级补助数量不等的肉、鸡蛋，于是老百姓又有了“糖豆”干部和“肉蛋”干部的说法。

1960年以后，报上不再鼓吹“共富”，而通过与“苏修”论战，说“共富”前的过渡时期相当长，在这段历史时期中，要随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老毛的办法就是抓阶级斗争和提倡艰苦朴素。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共富”从我眼前被送到九霄云外。一天晚饭后我和几个同学在田间小路散步，记不得是谁提问：“革命就是为了艰苦朴素吗？”几个人一时竟面面相觑，犯了糊涂。还是我说了句：“革命是为了大家共同富裕。”他们才回过味儿来。尽管“共富”上了九天，那时候至少还是我的梦。

文革初期，我有机会迈开双腿走入太行山区，吃派饭、睡土炕，目睹农民的贫困，才理解什么叫“穷”。说来惭愧，那年我已经21岁。

1970年，有一段时间我每周五下午去丰台拖拉机修理厂义务劳动，学修拖拉机。我师傅也姓张，他家就在厂子对面刘村，老婆是社员（那时候对农民的称呼）。刘村有几个我教过的学生回乡务农，他/她们跟我说起张师傅：“他们家富裕，工农户。”有个学生临了还不忘找补一句：“张老师，念书真的没用，真的。”在那“读书无用”的年代，张师傅的家境在那几个学生看来就是“富裕”。

有回，张师傅叫我礼拜天去他家帮着修房，中午他招待我吃顿饺子。那时候买肉要肉票，师傅家只有他是城市户口，每月有半斤肉，只买肥肉炼猪油吃。她老婆拿出点儿猪油，和了块面烙了张饼，再把饼切碎拌上白菜当馅儿。我这辈子就吃过那么一次烙饼馅儿的饺子，好歹还是白面，比起我那几个学生天天棒子面儿贴饼子、棒渣粥就咸菜，张师傅还得算“富裕”不少。

要这么说，现在不已经“共富”了吗？可按时下眼光，那是“贫穷”。换个说法比较有意思：“如今‘贫穷’人，过上了40多年前‘富裕’户的日子。”我看还要好一些，吃饺子总不至于还拿烙饼当馅儿了吧？粮油肉蛋要票的日子早就成为历史了。可要论贫富差距，如今不知比那时要大多少倍！我找不到具体数据，我只知道2009年的中国大陆，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要是有人说：“宁要冷饿的平均，不要温饱的不公。”恐怕没几个人会响应，这种张春桥式的语言过于愚蠢。现在是有人又把1958年的“共富”从天上请下来，用以反对1978年以来“部分人先富”在地上的现实。1958年中国大陆人均GDP是200元人民币，1978年381，2010年29,748。老毛和老邓谁更能给百姓实惠，脑袋有时候还不如肚子清楚。

我不揣摩鼓吹“共富”者的动机，我只问何为“富”？万元户？大哥大？小汽车？小洋楼？即便身价上亿，还有个比尔.盖茨在前面等着那！地球有限的资源根本满足不了众人无限的欲望。“富”与“贫”只能相对而言，随地域而不同，随时间而变化，位于贫富之间的总是多数，哪里有什么51%富，49%贫的事情。我算认清“共富”了，我把它归入“幻想”，不再作为“理想”。

比之“共富”幻想，“大同”有明确的指标，那就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是民生的基本要求，其中一项重要标志就是“全民健保”。目前，中国大陆还没能做到，台湾则从1995年实施至今。

我想起一幅漫画，一主儿骑驴，手拿杆子挑着捆草在驴咀前晃悠，驴紧着往前走，就是吃不着。想到这儿，我嘿嘿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