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September 14, 2013

沉舟病树在何方【原创】


沉舟病树在何方【原创】
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园826),刘禹锡卸任和州刺史。用现代话说,就是从安徽和县县长位置上退休。卸任并不等同退休,但那时刘禹锡年逾54,当初因力主改革得罪了高层利益集团,被贬外放已达23年。他此方卸任,就是要告老还乡了。
刘禹锡路经扬州时,白居易正巧也过此地。老友意外相逢,分外高兴。白居易一把拉住刘禹锡说:“走,撮一顿去,我请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白喝高了点儿,对老刘竖起大拇指:“老刘,论文才,在当朝你属这个。怎奈命不济!”又拿食指往远处一划拉:“瞧瞧人家,个个荣升被提,只有你,独守凄凉地。”这是老哥我合理推想,并非瞎掰,有老白诗句为证,“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老刘赋诗作答,不经意间,写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的名句。他自比“沉舟”、“病树”,豁达地说:“老白啊,这没什么。你看见了吗?沉舟旁边有千帆竞发,病树眼前是万木逢春。历史就是在这新老交替中前进!”
一晃过了1100多年,老毛喜欢上了老刘的这首诗,并用红笔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旁重重地划下记号,还划了个红圈围住“刘禹锡”3个字。
1958年,老毛的秘书胡乔木在红旗杂志第2期上发表署名文章,题目就用了《病树前头万木春》。胡文对刘诗作新解:“帝国主义的西方已经象沉舟和病树一般地衰老了,腐烂了,但是社会主义的东方却正如千帆竞发,万木争荣,蓬蓬勃勃,前途无限。”
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在语文(或政治)课中学过胡文,我就是因此才记住了那两名句,却没记住诗作者姓甚名谁。那时我笃信胡文,且学以致用。“千帆万木”总是社会主义。“沉舟病树”有点乱,“美帝”、“苏修”、“三家村”、“走资派”、“彭罗陆杨”、“刘邓陶”、“王关戚”、“杨余付”、“五一(yao1)六”、“批林批孔”、“四人帮”,一通胡抡。“苏东波”后我终起疑:“只剩3帆(中、朝、古)2木(越、老)了,难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属于‘沉舟病树’?”
史实全然不如胡文所料。想到此我要说:“为民造福的制度必成‘千帆万木’;祸害人民的制度才是‘沉舟病树’。”

附录:
1.《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白居易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2.《酬乐天扬州初逢见赠》
   刘禹锡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3. 《病树前头万木春—从泰晤士报的一篇评论谈起》
(原载红旗杂志1958年第二期)
胡乔木

中国共产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以后不几天,英国的泰晤士报在五月三十一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大跃进’年”的评论。这篇文章这样描写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在这些行话连篇的纸页中,我们可能找不到任何有生气的、新颖的或者有希望的见解。……由于过去八年的努力,人民一定有点松懈下来,必须做一些使他们重新活跃起来的工作,因此就把今年定为‘大跃进’年。这个口号后面并没有具体目标。现在的目标仍然是要费很大力气才能达到的遥远的目标,因为农业纲要——现在已经是第三度修订了——的限期是十二年,而在‘超过英国’的运动中也是答应在十五年后才取得胜利。”社论作者随后按照自己的观点,对报告所提出的经济政策作了一些零星的介绍,并且接着说:“在某些方面,这给了那些勤劳的人们一点鼓舞。虽然其中大多数人一定是辛苦地劳动而无暇苦恼,而且到现在一定有愈来愈多的可以看得见的进展的迹象,然而,在今天的贫瘠的思想土壤中,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气象是难以出现的。”
这样的评论跟我们眼前的沸腾着的生活是一个多么奇异的对比!这使我们想起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两句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帝国主义的西方已经象沉舟和病树一般地衰老了,腐烂了,但是社会主义的东方却正如千帆竞发,万木争荣,蓬蓬勃勃,前途无限。衰老的西方对于青春的东方不但不可能追赶,而且不可能理解。西方的资产阶级在他们的破落的世界里苟延残喘。在他们的阶级里,确实已经找不到任何有生气的、新颖的、有希望的东西。因为这样,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就不愿意看见、不愿意相信、不愿意认识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一切新事物。泰晤士报评论家用那样阴暗的眼光来看刘少奇同志的报告,认为里面尽是无法了解的“行话”,正是理所当然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统治者曾经用各种好听的话来欺骗人民,用各种强制的方法来胁迫人民,使人民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紧张地劳动,但是人民群众总是用松懈、不信任和不合作来回答他们。坐在伦敦泰晤士报社里的评论家,根据资产阶级统治者的经验来观察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生活,不能不断定中国人民在经过八年努力以后,“一定有点松懈下来”,“一定是辛苦地劳动而无暇苦恼”,一定是不会出现“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气象”。同泰晤士报的评论相映成趣的是,有一个“不在伦敦而在八千英里以外的中国首都北京”的“每日快报”的记者艾利斯,在他五月十四日关于北京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的通讯中说:“我曾怀疑所谓军民自愿参加这里的劳动,其实不过是军队点名指定的老办法。可是,这里是真正的自愿,而且有人等着排定他劳动的名单。……这些中国人是以一种罕见的热情和努力在进行工作,这种热情和努力只有大学船赛的场面中可以相比。这是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一种真心的热情。是政府抓住人民的心愿,把全国的意志鼓动和动员起来的一个活生生的范例。”
但是,即令在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上再多发表几篇这样的报道(它们至多只……[注:电子版此段乱码]),也决不会改变英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资产阶级的头脑。历史上的一切反动的阶级、反动的政治力量,从来不能如实地观察客观世界。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得过高,把违反他们的意志而兴起的进步阶级的力量估计得过低。封建的统治阶级以为自己的统治是永久的,他们不相信农民和资产阶级有力量推翻他们。同样,当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物的时候,资产阶级也仍然相信资本主义可以永远存在下去,不相信无产阶级可以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出现了,他们断定苏联活不长。苏联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了,他们断定那是一个梦想。世界第二次大战爆发了,他们等待着希特勒征服苏联的时间。当中国革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他们又把这种算盘重打一次。蒋介石在一九四五年拒绝国内和平,在一九四六年发动全国性的内战,是因为他和他的主人美帝国主义者认为,优势断然是在他们方面。蒋介石完蛋以后,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又认为,中国人民政府将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除非依靠美国的援助。一九四九年八月,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在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中曾经宣称:人口之多“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胜重负的压力”,没有一个中国政府能够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由于相信中国革命的胜利不可能巩固,他公开号召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起来打倒人民政府。毛泽东同志当时在一篇评论中驳斥艾奇逊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从那时到现在,九年快过去了,究竟是谁对了呢?不吃美国面粉的中国人民不但没有饿死,而且比以前活得好多了。我们的人口更多了,但是我们的进步比人口的增加快了不知多少倍。在中国,坚持悲观论调的人还有,但是他们被包围在乐观的人们的汪洋大海中,只有他们自己的命运才是值得悲观的。
是否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界线,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真马克思主义者和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界线。你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你就必然相信那些表面上强大的反动势力不过是迟早要灭亡的纸老虎,必然相信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相信人民群众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压迫,创造一切人间奇迹,无论在人民群众面前有多大困难也不会动摇。相反,你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在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你就必然把假象当作本质,必然认为帝国主义的金元和氢弹将决定一切,而看不起暂时显得比较弱小的人民群众的力量。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哈诺夫等人之所以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根本上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同样,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之所以不敢在国际的阶级斗争中站在社会主义阵营方面,所以把暂时还好象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奉若神明,无论他们怎样花言巧语,实质上也无非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们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所曾经有过的革命性,在他们取得胜利以后逐渐丧失了,现在他们简直不知道没有了美国的面粉和金元怎样能过活。因此,他们就只能把他们的矛头针对着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各国共产党。
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中,不相信人民群众力量的资产阶级思想也不会毫无影响。无产阶级并不是生下来就能够辨别假象和本质,就能够懂得帝国主义必然要向否定自己的方面发展。这样,马克思主义者就有了任务: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要说服那些对敌人力量估计过高而对自己力量估计过低的人们,要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作斗争。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进行了这样的斗争,才能够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才能够提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英勇口号。
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当我们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干劲鼓足以后,我们很快就发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其实是有些落后了。泰晤士报不知是否出于无意,没有指出我们的口号在这次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已经加了一个插语:“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六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同志的文章预计,在一九五九年,中国的煤产量就将达到或超过二亿四千万吨,而英国煤产量在一九五七年只有二亿二千万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超过英国的时间也将比十五年少得多。例如六月七日的人民日报说,仅仅在今后一年内,全国就将新建上万座中小型高炉,只是它们的产铁能力就将超过二千万吨,这个数字比英国一九五七年铁产量一四五三万吨超出三分之一以上。我们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也不需要到一九六七年。如谭震林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所说,很多省、市、自治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即在一九六二年以前,就将达到农业纲要的水平。
让英国绅士们继续他们的好梦吧。病树前头万木春。无论如何,中国是在向着并不遥远的具体目标跃进,完全不用十五年就一定超过英国。六亿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这场大斗争,它的世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这里只要指出一点:曾经如此落后和如此被压迫的中国人民能够做到的事,全世界任何落后的、被压迫的民族一定也能够做到。唯一的条件,就是人民群众必须坚决相信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为新生活奋斗,永远不向帝国主义者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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