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长征路 重写长征史【原创】
--读《THE LONG MARCH》札记(1)
我亿口气才读完了这本英文原著,书名《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直译《长征—没有披露过的故事》,作者萨利斯巴瑞(Harrison Evans Salisbury,1908-1993)就是照片中这个糟老头子。气宇轩昂的这位军人叫秦兴汉,时任军博副馆长。
长征史本应由中国人写。当年长征刚结束,毛泽东就让徐梦秋写长征史。徐是历史学家,又是长征亲历者。他立即动手收集资料,其中有一些当事人的日记和回忆,刚到陕北的丁玲也参与其事,不久出版了一本《长征日记》。但后来,徐梦秋投奔了国民党。丁玲在延安时期就受过批判,1955年又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遭受迫害长达24年。《长征日记》自然也就成了禁书。
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成了后来写那段历史的金科玉律。《红旗飘飘》征文也是这个路数,像朱德夫人康克清,认为长征“就象每天出去散步一样”的回忆绝对不会被收录。
文革中后期,一切以毛泽东划界,长征只有遵义会议后在毛的指挥下才是“两宣一机”,之前是仓卒逃跑。这类左论竟与蒋介石不谋而合,因为当时老蒋就说红军在“溃逃”。
那种形势下,就连毛选里的一些文章都会按需要修改。身不由己的中国史学家们写不出长征信史,也就不足为奇了。历史重任就这样怪诞地落在了美国人萨利斯巴瑞身上。
萨利斯巴瑞的长征情节始于1938年,当时斯诺(Edgar P. Snow,1905-1972)的《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出版,萨利斯巴瑞第一次在书中读到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故事,感觉超过他的想象力1000倍。1944年,他作为纽约时报记者被派往莫斯科,在那里遇见斯诺,他们都是来报道苏联战场新闻的。工作之余,斯诺自然常跟萨利斯巴瑞聊起他在中国的见闻,特别谈到他想写一本书,从头到尾介绍长征。萨利斯巴瑞深受斯诺的感染和影响,对长征兴趣倍增。此后,他一直注意收集和阅读有关长征的书籍。
斯诺未及如愿便与世长辞了,萨利斯巴瑞就想亲自来成就此事。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破了中美两国20多年相互敌对的局面。萨利斯巴瑞作为美国作家协会主席,当年12月就率领美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那时中美还没有建交,萨利斯巴瑞又是第一次到中国,但在周恩来接见的时候,他还是迫不及待地提出重走长征路以及采访亲历者的要求。周恩来婉言谢绝了,在文革的氛围中,这结果也不意外,萨利斯巴瑞只能感到遗憾。
1973年,萨利斯巴瑞退休,但对重走长征路还是不死心,尽管多次申请未果。1983年8月,好消息终于从北京传来,杨尚昆(时任人大副委员长)赞同此事,萨利斯巴瑞获准可以走长征全程的每一华里,可以采访长征的亲历者,可以查阅有关长征的资料、档案。以往中国的历史学家们都没这个条件。
但此时萨利斯巴瑞的身体已大不如11年前,他在靠心脏起搏器维持生命,不能拔腿就走。经过半年多的准备,1984年3月,76岁的萨利斯巴瑞携夫人到北京,先用1个月采访在京的长征老干部。又用两个半月重走长征的主要路段,泸定桥、夹金山、草地、腊子口都在他必访之列,中方派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译员张援远全程陪同。1984年底,萨利斯巴瑞又来了趟北京,向中国历史学家、档案人员问了他能想到的所有问题,打破沙锅问到底后才返回美国。1985年10月,萨利斯巴瑞的这本书问世,他在扉页特别提到此书献给的4人中,除了他的夫人和他的朋友—中国通谢伟思(John
S.Service,1909—1999)外,另两位就是秦兴汉和张援远。
萨利斯巴瑞写这本书的时候,长征已过去50年,他对众多长征老干部的采访如今成了绝版。他并非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可在本书中他引用文献之广,专家也未必能比。他引用斯诺、海伦.斯诺、史沫特莱、韩素音、李德、王明、张国焘这些名人的著作,还有名不见经传的瑞士传教士鲁道夫.博萨哈特的回忆,这个传教士曾作为人质随贺龙的部队长征560天。
萨利斯巴瑞的这本书并不局限于长征,他还涉及了长征前的许多事件,长征时被留在根据地的人物,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文革,直到改革开放的“新长征”。我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书中的一些错误,但作为整体而言,这本重走长征路,重写长征史的著作,能够作为信史资料而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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