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这事儿【原创】

井冈山这事儿【原创】

--读《THE LONG MARCH》札记（4）

雄伟的井冈山

八一军旗红

开天辟地第一回

人民有了子弟兵

……

这是首上世纪60年代的歌曲，歌名叫《人民军队忠于党》，至少到上世纪末大陆当兵的都会唱。我没当过兵，可也会唱。那会儿没多想，只当是一首铿锵有力、琅琅上口的进行曲，唱起来还挺带劲儿。现在看这歌词有点问题，显然不符合历史。

被毛泽东带上井冈山的那几百人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5,000余人）的残部，是秋收起义以后的事儿。而秋收起义前1个多月，南昌起义已经有20,000多军队归在中共旗下。1967年7月22日，毛泽东对改“八一”为“九九”表示反感后，让杨成武做了如下记录：“8月1日南昌暴动打国民党是第一枪。秋收起义是9月9日，哪个前哪个后还用考证？八一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意义重大；秋收起义是局部，是地区性的。”在这件事儿上，老毛没糊弄历史。

南昌起义也罢，秋收起义也罢，上井冈山也罢，那都是1927年的事儿。八一军旗的定制在1949年，中间差了22年。

可以说直到上世纪50年代前，井冈山在中国都属不上号，它借着对毛泽东的不断神话而名气大增。其实，老毛当年上井冈山并非料事如神，独具慧眼。井冈山在江西，距离秋收起义地有600多里之遥。在败退的路上，宋任穷给毛泽东送来一封信，写信者是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信中建议毛泽东去属于井冈山地区的宁冈，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后来王泽楷在1929年被当作托派开除党籍，1958年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5年徒刑，当年底就死在劳改农场。他的这封关键的密信就多年没人再敢提了。

有个在文革中就盛传的黄洋界保卫战故事：话说1928年8月30日清晨，湘赣两省敌军4个团从北面扑向井冈山。驻守黄洋界的红军只有一门刚修复的迫击炮和三发炮弹，两发炮弹因受潮成了“臭弹”，仅第三发命中敌指挥所。敌军当夜撤走，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结束。毛泽东得知此消息后十分兴奋，挥笔写下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这样的诗句。

按现在披露的史实，当时湘赣剿匪总指挥朱德培是朱德的师弟，副总指挥金汉鼎与朱德的关系说文了叫“义结金兰”，说土了就是拜把子兄弟、铁哥们儿。他们根本就是做做样子而已。一炮吓退四个团这事儿朱德心知肚明，老毛都未必清楚。老蒋让朱德培、金汉鼎打朱德真是瞎了眼，这两位后来遭老蒋贬谪也就不足为奇了。

朱培德1937年因病逝世，年仅48岁。朱德闻讯甚感悲痛与惋惜。中共掌权后，朱德不忘旧情，邀金汉鼎进京。不久，金汉鼎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北京市政协委员，平静地度过了后半生，1967年逝世。扯远了，还是说井冈山。

井冈山毕竟地贫人稀，作为暂时避难地还行。当朱毛红军发展到近5,000人的时候，井冈山就已经无法容纳。按萨利斯巴瑞记述，“1929年1月14日，朱毛军队开始向山下转移，留下彭德怀和膝代远领导的第五军，任务是尽可能坚持保卫根据地，然后同大部队会合。这个阶段很快就结束了。在敌人强攻之下，第五军溃散，幼年的苏维埃被压垮了。”

老毛在井冈山只待了1年半。彭、滕没守住井冈山，还冤杀了袁文才和王佐（现今的史实透露，主要责任在当时的湘赣特委），袁、王的旧部随即反叛归在王佐的弟弟王云隆旗下，井冈山又成了土匪窝。“从那以后20年之久，直至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没有任何一个红军战士能够进入这个革命圣地。”（萨利斯巴瑞语）

王云隆死后，其长子王子华继任。中共掌权后王子华被判刑，而不像萨利斯巴瑞所说被处死。在老毛干预下，袁文才、王佐都作为烈士处理，他们的后人都得到了烈属照顾。

朱毛离开井冈山，东去560里之遥的瑞金地区开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另一段故事了。

井冈山这事儿我说清楚吗？但愿你能明白。老哥我很明白，这篇短文跟开头那首歌比，简直微不足道。会唱那首歌的人没有1亿也得有数千万，唱多了，就把会把歌词当成了历史。

八一 VS 九九【原创】

八一 VS 九九【原创】

--读《THE LONG MARCH》札记（3）

1927年8月1日，中共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简称“八一起义”）。后来（1933年6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宣布这一天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如今习惯上称为“八一建军节”；1927年9月9日，中共湖南省委在湘南地区发动秋收起义（简称“九九起义”），“九九”就成了秋收起义日。

八一起义被国民党称作“南昌兵变”，说得准确。因为起义军包括：贺龙（军长）的第二十军、叶挺（副军长）的第十一军（部分）和朱德（副军长、南昌市公安局长）的第三军（部分），共计2,0000余人，全是国民革命军现役军人；九九起义被有些文章称为“湖南农民秋收起义”，实属误解。起义军由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以及萍乡、浏阳等地的农民武装组成，共计5,000余人。农民武装既不是主力，也不是多数。

八一起义最先由李立三提出，周恩来同意并立即着手组织。周让张国涛去武汉向瞿秋白主持的临时中央报告：要求动员各地工农力量响应南昌起义；希望得到俄共的武器与财力支援；邀请俄顾问参与其事；计划把起义部队带到粤北潮汕地区建立根据地。

1927年7月26日，临时中央在汉口开常委会，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告诉张国涛:由布哈林署名,经斯大林批准,“禁止俄顾问参加南昌暴动,目前也没有经费供南昌起义使用”。“如果起义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瞿秋白等在场的中央常委只好同意阻止南昌起义，并让张国涛尽快去南昌把这一意见传达给周恩来等人。周恩来在起义中的秘密身份是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张国焘7月30日才到达南昌，在前敌委员会上向周恩来等人传达了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意见。与会者一下子炸了锅，周恩来干革命后第一次拍了桌子，谭平山甚至激动地要把张国焘拉出去毙了。31日上午继续激烈争论，最后张国焘同意服从多数。原定的起义时间就是当天，不得已推迟到8月1日。

九九起义是中央认可的，毛泽东、彭公达都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会议），会后毛泽东以中共临时中央特派员身份与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一起去长沙，协同筹划武装起义。

八一起义当天，谭平山（中共党员，起义的“一把手”）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在南昌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非现今“民革”的前身），25位委员大多数秘密身份都是中共党员，属于国民党的宋庆龄、何香凝等7人都不在南昌，也未参与其事。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番号；九九起义打中共旗号，起义军不沿用国民革命军番号，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八一起义军经4小时激战，占领南昌城，并于8月3日按计划主动撤出，取得了战术性军事胜利，中共临时中央不得不认可；九九起义军事失败，不得已取消长沙暴动计划，受到中共临时中央的谴责。

八一起义部队到广东三河坝后一分为二。朱德带领二十五师留守。谭平山、贺龙、周恩来、叶挺、刘伯承等带领主力向潮汕地区进发。主力部队在那里遭到致命打击，溃败后谭、贺、周、叶、刘等离开军队，分别逃往香港、上海。主力余部由董朗、颜昌颐率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与彭湃的农军会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朱德率二十五师一路苦战，到1928年4月，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时只剩800多人。

八一起义的失败使谭平山被开除中共党籍，李立三、周恩来等都受到党纪处分。张国焘因没能制止起义反而参与其事也受到处分；九九起义失败后，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都受到撤职处分。但届时毛泽东已带领起义军余部（估计500多人）上了井冈山。

八一起义的“一把手”谭平山（1886—1956），被开除中共党籍时人在香港。抗战期间谭平山返回国民党，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日本投降后，谭平山反对内战，于1948年在香港重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现今简称“民革”；九九起义的“一把手”彭公达（1903—1928），被贬为湘南特委书记。1928年8月27日，在长沙小吴门外校场坪被国民党杀害。1952年被追认为烈士。

1954年，当年作为起义指挥部的江西大旅社被开辟为“八一起义纪念馆”；九九起义至今没有统一的纪念馆，文革后铜鼓、修水、文家市各自建立了秋收起义纪念馆。

1967年（文革第二年）初，有一股左风甚劲，要改“八一”为“九九”，不但封了南昌的八一起义纪念馆，还扬言要砸烂北京军博顶上巨大的八一军徽。疯狂的言行最终为老毛否定才嘎然而止。

1984年，萨利斯巴瑞参观过八一起义纪念馆，他兴致勃勃地记述：“1927年7月的最后一周悄悄地住进了南昌的江西大旅社二十五号房间。没人知道周恩来登记时用的化名是什么。”不过按中共官方记述，周恩来当时是住到朱德家。也许二十五号房事先包下，起义后周恩来才搬进去。这个细节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无关紧要。

由于九九起义的资料比较少，萨利斯巴瑞的记述就远没有那么详细了。

领导秋收起义的“一把手”【原创】

领导秋收起义的“一把手”【原创】

--读《THE LONG MARCH》札记（2）

打我小时候第一次知道秋收起义，那个“一把手”就是毛泽东。不过你要跟我较真儿，问我哪本书、哪章、哪页、那行写着“毛泽东是领导秋收起义的一把手”？我还真找不出来。可那时候的书都说：毛泽东领导（或组织、发动）了秋收起义，没说有别人啊？他不就是“一把手”吗？如果有人说我曲解，我不再做任何解释。我是数十年后才知道，领导秋收起义的“一把手”叫彭公达（1903—1928）。

由于多年资料缺失，上图大概是彭公达最清晰的一张照片。1927年8月间，彭公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毛泽东的身份是中共临时中央特派员。

为秋收起义，彭公达决定成立两个省委下属的委员会。前敌委员会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是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机关，任命毛泽东为书记（大概可以算领导秋收起义的“二把手”）；行动委员会由起义地区党委负责人组成，负责地方工作，任命易礼容为书记（就算“三把手”吧）。

现在看，这两个委员会实属因人设事。因为参加起义的武装人员，拢共5000余人，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辖三个团。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起义组建一团；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编为二团；从一团抽出一个营加上浏阳的工农武装编为三团。军事总指挥是卢德铭，起义前他是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这个团当然是一师的主力。又任命余洒度为师长，起义前他是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师长，但他并没有带领这个师参加起义，而是光杆儿一人来当起义军的师长。毛、卢、余谁说了算？再加上彭、易，就像5个手指头收不拢，什么也抓不住。

9月5日，彭公达召集省委会，拍板9月15日在长沙市暴动。9月8日，彭公达与易礼容联合署名发出“夺回长沙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命令”。起义的行动令人费解。9月9日，二团开始扒铁轨，还没暴动就先惊动了敌人。以后这一天就算是秋收起义日。武装暴动安排在9月11日，已经失去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机会。还兵分两路分别攻打平江和浏阳，不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两地的军事行动毫无悬念地均告失败，而且损失惨重。

按原计划，打下平、浏后，9月15日围攻长沙，同时长沙城内起义响应。彭公达一看形势不妙，决定停止15日的长沙暴动。彭的决定得到毛的支持，但余洒度反对。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不但坚持要起义军攻打长沙，还向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告了彭、毛、易一状。

军情急不等人，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名义通知分散溃退的起义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到9月19日，只集结了1500余人。当晚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根据不利形势，决定避实就虚，到农村中去搞武装斗争，扩革命力量。同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决议，谴责彭、毛、易“临阵逃脱”，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可决议送达湖南的时候，起义军早已退入江西了。

秋收起义的失败使彭公达被取消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撤销省委书记，降任湘南特委书记；易礼容被贬为中共安源特委书记，后来脱党。

我仅知毛泽东也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不清楚降职另任为何。但那对毛来说，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他带领起义军残部于9月20日离开文家市，向江西方向撤退。9月23日，起义军在江西萍乡芦溪县遭伏击，损失数百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9月25日，起义军冒雨攻克莲花县城。9月29日，起义军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官多兵少，士气低落。当晚，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

毛泽东宣布：留去自由，去者发给路费，以后想回来还欢迎。留下的人（数目不详，估计500余人）由师缩编为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陈浩任团长，下辖两个营，共有700多支枪。10月3日，一团离开三湾村，向井冈山进军。10月27日，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算是井冈山斗争的开始日。

被剥夺指挥权的余洒度上过井冈山，但最终叛变投蒋，曾官至少将，后因贩毒被老蒋下令枪毙。

“一把手”彭公达最守规矩，秋收起义失败后就去了湘南地区赴任。1928年7月中旬，彭在安源被捕。8月27日，在长沙小吴门外校场坪被杀害。

萨利斯巴瑞写秋收起义这段，也是说“毛泽东于1927年9月9日发动秋收起义”，没有提及彭公达，应属于不知者写错，与明知者错写不能相提并论。

重走长征路 重写长征史【原创】

重走长征路 重写长征史【原创】

--读《THE LONG MARCH》札记（1）

我亿口气才读完了这本英文原著，书名《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直译《长征—没有披露过的故事》，作者萨利斯巴瑞（Harrison Evans Salisbury，1908-1993）就是照片中这个糟老头子。气宇轩昂的这位军人叫秦兴汉，时任军博副馆长。

长征史本应由中国人写。当年长征刚结束，毛泽东就让徐梦秋写长征史。徐是历史学家，又是长征亲历者。他立即动手收集资料，其中有一些当事人的日记和回忆，刚到陕北的丁玲也参与其事，不久出版了一本《长征日记》。但后来，徐梦秋投奔了国民党。丁玲在延安时期就受过批判，1955年又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遭受迫害长达24年。《长征日记》自然也就成了禁书。

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成了后来写那段历史的金科玉律。《红旗飘飘》征文也是这个路数，像朱德夫人康克清，认为长征“就象每天出去散步一样”的回忆绝对不会被收录。

文革中后期，一切以毛泽东划界，长征只有遵义会议后在毛的指挥下才是“两宣一机”，之前是仓卒逃跑。这类左论竟与蒋介石不谋而合，因为当时老蒋就说红军在“溃逃”。

那种形势下，就连毛选里的一些文章都会按需要修改。身不由己的中国史学家们写不出长征信史，也就不足为奇了。历史重任就这样怪诞地落在了美国人萨利斯巴瑞身上。

萨利斯巴瑞的长征情节始于1938年，当时斯诺（Edgar P. Snow，1905-1972）的《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出版，萨利斯巴瑞第一次在书中读到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故事，感觉超过他的想象力1000倍。1944年，他作为纽约时报记者被派往莫斯科，在那里遇见斯诺，他们都是来报道苏联战场新闻的。工作之余，斯诺自然常跟萨利斯巴瑞聊起他在中国的见闻，特别谈到他想写一本书，从头到尾介绍长征。萨利斯巴瑞深受斯诺的感染和影响，对长征兴趣倍增。此后，他一直注意收集和阅读有关长征的书籍。

斯诺未及如愿便与世长辞了，萨利斯巴瑞就想亲自来成就此事。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破了中美两国20多年相互敌对的局面。萨利斯巴瑞作为美国作家协会主席，当年12月就率领美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那时中美还没有建交，萨利斯巴瑞又是第一次到中国，但在周恩来接见的时候，他还是迫不及待地提出重走长征路以及采访亲历者的要求。周恩来婉言谢绝了，在文革的氛围中，这结果也不意外，萨利斯巴瑞只能感到遗憾。

1973年，萨利斯巴瑞退休，但对重走长征路还是不死心，尽管多次申请未果。1983年8月，好消息终于从北京传来，杨尚昆（时任人大副委员长）赞同此事，萨利斯巴瑞获准可以走长征全程的每一华里，可以采访长征的亲历者，可以查阅有关长征的资料、档案。以往中国的历史学家们都没这个条件。

但此时萨利斯巴瑞的身体已大不如11年前，他在靠心脏起搏器维持生命，不能拔腿就走。经过半年多的准备，1984年3月，76岁的萨利斯巴瑞携夫人到北京，先用1个月采访在京的长征老干部。又用两个半月重走长征的主要路段，泸定桥、夹金山、草地、腊子口都在他必访之列，中方派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译员张援远全程陪同。1984年底，萨利斯巴瑞又来了趟北京，向中国历史学家、档案人员问了他能想到的所有问题，打破沙锅问到底后才返回美国。1985年10月，萨利斯巴瑞的这本书问世，他在扉页特别提到此书献给的4人中，除了他的夫人和他的朋友—中国通谢伟思（John S.Service，1909—1999）外，另两位就是秦兴汉和张援远。

萨利斯巴瑞写这本书的时候，长征已过去50年，他对众多长征老干部的采访如今成了绝版。他并非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可在本书中他引用文献之广，专家也未必能比。他引用斯诺、海伦.斯诺、史沫特莱、韩素音、李德、王明、张国焘这些名人的著作，还有名不见经传的瑞士传教士鲁道夫.博萨哈特的回忆，这个传教士曾作为人质随贺龙的部队长征560天。

萨利斯巴瑞的这本书并不局限于长征，他还涉及了长征前的许多事件，长征时被留在根据地的人物，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文革，直到改革开放的“新长征”。我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书中的一些错误，但作为整体而言，这本重走长征路，重写长征史的著作，能够作为信史资料而长存。

罢工结束【原创】

罢工结束【原创】

西雅图地区的垃圾工人罢工今日（8月3日）结束。此前两天，声援蓝桶的灰、绿两桶工人已经复工。昨天，有123人参加的蓝桶工人投票，以109赞成对14反对，通过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复工的决议。今天上午8时，所有三桶工人都已返回工作岗位，罢工和平结束，垃圾清理工作又恢复了常态，老百姓又可以享受一个清洁有序的环境了。

工人赢了吗？工资分文没动，没达到目的；工人输了吗？老板给工人了一份雇佣合同，为期6年，期间参与罢工者不用担心被裁。劳资双方在这个折中点上达成一致。那14名仍然怨气哼哼者，也只能少数服从多数。《西雅图时报》评论这个结果为“双赢”，我看赢者只有一位，那就是“民主制度”。

今天适逢西亚节飞机特技表演，西雅图的天空还有阴霾，但那比翼双飞的蓝天使，正是社会和谐、共生、向上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