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说起【原创】
小时候，“中国”是一张鸡形地图，我从那上面记住了祖国的山川、河流、地形，还有各省、市、自治区的名称和位置；成人后，“中国”在我心里立体化为那些足迹所至的穷乡僻壤、名山大川。当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没游历过的地方只剩下西藏、台湾。我逐渐形成一个概念：“中国”既中华民族休养生息之地。待我读了些史书后才知：“中国”并非自古如是。
逆历史长河而上，“中国”一词可追本穷源到公元前1千来年西周时期。想当年，周武王会聚800诸侯，亲率战车300，将士48000，发兵讨纣，杀人无数，血流漂杵。商纣王自焚于鹿台，武王钺断其尸，自此商灭而周立，建都镐京(今西安附近)，史称“西周”。武王君临天下，分封诸侯。彼时“国”乃诸侯分封之地，“中国”乃各“国都”通称，“国之中心”是也。西周曾有295个诸侯国，也就有过295个“中国”。
西周末年，周幽王即位，宠幸美女褒姒，生子名伯服。公元前777年，幽王废申后和太子，改立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为博褒姒一笑，幽王竟昏庸荒诞地3次烽火戏诸侯。到申后之父申侯联合缯侯和犬戎讨伐他的时候，再燃烽火也无人救驾了。幽王被诛于骊山，年仅24岁。
公元前770年，申、鲁、秦、郑、晋诸侯共拥原太子姬宜臼即位，号周平王，建都洛邑（今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列国兼并成32个，“中国”也随之降至32。
东周史记远比西周丰满。勾践卧薪尝胆，荆轲图穷匕见，孔丘游说列国，屈原行吟泽畔，风萧萧，路漫漫，金戈铁马，烽火狼烟。至公元前256年秦灭了周，始皇帝得天下，只剩下一个“中国”—秦都咸阳。
800年征战，血流成河，生灵涂炭。以今天的眼光，实属内乱；以历史的眼光，不可避免。那以后，“中国”逐渐成为地域名词，意为“中原国”、“中央国”，可没有哪个朝代以“中国”命名。近百年“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继成立，“中国”又可作为它们的简称，使用频度也大大增加。
不过，只要出了“中国”，在外国几乎无人按“Zhong Guo”译音。如今最多的叫法是“China”。与西周同期，古印度梵文发音“Cina”称呼我们祖先的居住地。隋朝和尚翻译佛经的时候译音“支那”（“脂那”、“至那”）。以英文注音，从印度向西，语源顺序大致为：梵文“Cina”→波斯语“Chini” →拉丁语“Sina” →法语“Chine” →英语“China”。至于古代印度人为什么称“Cina”，我个人倾向于“Ci”是“丝”的译音，“Cina”是译音+意译，“丝国”的意思。印度人爱穿丝绸，而丝绸源于我们祖先的发明。在山东泰安附近考古发掘最早的丝绸残片制作于公元前3700年。
其实，“China”的称呼直到19世纪才从西欧流行开来。11世纪前后，很长时期西欧流行的称呼是“Cathay”。后来又认为“China”在江南，“Cathay”在江北。到16世纪欧洲人才弄明白，敢情那是一码事儿！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在欧洲大名鼎鼎，公元1275-1292年他随父亲和叔叔在中国呆过17年。回威尼斯后，他口述的游记中没有一句说到“China”。 马可.波罗称中国北方为“Cathay”，南方为“Mengi”。
“Cathay”的语源很清楚，就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契丹”是汉语译音。用英文注音有如下顺序：契丹语“Khitan”→蒙古语“Kitad”→突阙语“Xitay”→哈萨克语“Qitay”→鞑靼语“Qitay”→俄语“Kitay”→乌克兰语“Kytay”→保加利亚语“Kitay”→波兰语“Kitaj”→斯洛文尼亚语“Kitajska”→中古拉丁语“Cataya”→意大利语“Catai”→西班牙语“Catay”→葡萄牙语“Cataio”，法、英、德、荷兰、斯堪迪纳维亚语系均称“Cathay”。
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正值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当政，契丹为蒙汉两族同化，正在消亡中。称北方为“Cathay”是一种习惯性说法。俄国人和斯拉夫语系人承袭这种习惯性，至今仍称“中国”为“Kitay”。马可.波罗称“中国”南方为“Mengi”是“蛮子”的译音，这个说法在欧洲没能取代“China”。我问过一位老挝华侨，如何用老挝语称呼“中国”，他发音“Menggin”，并说泰国人也这么叫。这个发音和“Mengi”很相近，但他说那意思不是“蛮子”，“Meng”意为“国”，“gin”指华人。
在外国人里，朝鲜人（+韩国人）和越南人是特例。他们在历史上长期使用汉字，对“中国”一词，他们发音几乎就是“Zhong Guo”。
到了当代，“中国”已经失去“中央国”的含义。天不圆，地不方，我们也没在诸国中央。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应该是“中庸之国”、“中兴之国”。“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摈弃非敌既友的思想方法，调整左摇右摆的蹒跚步履，走民富国强的正道。
